述如下。
第一節 水滸後傳、說嶽全傳及其他
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富有英雄傳奇色彩的曆史小說。它們托言曆史而寄寓今情，以不同的方式繼承了《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傳統。
《水滸後傳》作者陳忱，字遐心，一字敬夫，號雁宕山樵，浙江吳興人。曾與顧炎武、歸莊等組織具有反清傾向的“驚隱詩社”。他一生貧困潦倒，以“賣卜自給”，“窮餓以終”(《烏程縣誌》)。據《後傳》序詩“白發孤燈續舊篇”句看來，小說可能是他晚年寫成的。
四十回的《水滸後傳》寫三十二位梁山未死英雄重舉義旗，並英勇抗擊外來侵略者，最後到海外創立基業的故事。
小說一開始就寫阮小七梁山感舊、手刃張幹辦和李俊太湖捕魚、反抗巴山蛇兩件事情。正是統治階級的殘酷迫害“梁山餘黨”，魚肉人民，使散處各地的梁山好漢又很快地聚在義旗之下，建立了登雲山、飲馬川的反抗據點。這時，部分梁山的英雄在經曆了種種嚴酷的鬥爭，接受了梁山起義失敗的教訓之後，認識有所提高，性格也隨著發展了。“當日不受招安，弟兄們同心合膽，打破東京，殺盡了那些蔽賢嫉能這班奸賊，與天下百姓伸冤，豈不暢快!”阮小七說的這段話很有代表意義，表明他對統治階級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鐵叫子樂和運用妙計，從防範嚴密的飲虹橋別墅和常州府監獄中，接連救出花逢春母子姑侄和李俊、費保等人。後來義軍創業海外，他一直是出謀獻策的智囊，不愧為吳用的再生。而李俊則由一位梁山水軍首領變成德孚眾望的義軍領袖。《後傳》作者既照顧了這些人物形象在《水滸傳》中的性格特征，又寫出了他們在現實鬥爭中的成長。
生活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清初，作者懷著“亡國孤臣”的沉痛心情，再現了金兵南下後“四野蕭條，萬民塗炭”的情景，也揭發了金兵虜殺良民，販賣人口的罪行；對李綱、種師道及太學生的愛國鬥爭則熱烈歌頌，對徽宗、欽宗的昏聵無能，蔡京、童貫等人的禍國殃民則大加貶斥。這些描寫，很有借北宋末年曆史，總結明亡教訓的意味。至於作者讓蔡京父子、高俅、童貫最後都落入梁山英雄手中，一一處死，則顯然表現出人民要求為無辜死難的英雄複仇雪恨和懲罰禍國罪魁的願望。在《後傳》中，關勝、朱仝、呼延灼等身處民族戰爭的最前哨，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依然孤身奮戰，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這些振奮人心的描繪，在發揮《水滸傳》反抗官府壓迫的精神的同時，還結合著時代特點，突出地表現了愛國主義的主題。
《後傳》作者從《水滸傳》第一百十九加李俊泛海到暹羅國的傳說得到啟發，自十三回後，遂大加敷演。這實際是為水滸英雄安排美好的結局，以慰人心；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隱約流露出作者對鄭成功、李定國等人的抗清鬥爭所寄予的希望。至於他在《後傳》中讓樂和站到雨花台上，“望著鍾山，王氣鬱鬱蔥蔥，不覺胸次豁然”，就更明顯地表現出他熱望恢複明朝政權的用心。但也同時說明了作者的局限：正如許多明朝愛國遺老一樣，他也把複國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後傳》寫燕青向徽宗進獻青子、黃柑，李俊立國海外仍然尊南宋小朝廷為正統，也同樣是這樣封建意識的表現。出於同一思想根源，作者以李俊君臣賦詩、“世享榮華”來結束全書，不僅顯得庸俗，也衝淡了前麵所著力渲染的戰鬥氣氛。
康熙、雍正年間，錢采、金豐在各種“嶽傳”的基礎上加工增訂成八十回的《說嶽全傳》。嶽氣故事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南宋時期就已廣泛流傳，並成為說話人的重要題材之一。至明中葉以後，權奸當道，國勢日危，借以寄寓思良將、惡權臣思想的各種“嶽傳”便應運而生，先後出現了熊大木的《武穆演義》，鄒元標的《精忠全傳》等書。這就使清代的錢、金二人能在一個較好的基礎上進行創造。他們描述“嶽武穆之忠，秦檜之奸，兀術之橫”，不僅為了安慰屈死在風波亭上的忠魂(注：見《說嶽全傳》“自敘”及末回開章詩。)，還有假借南宋曆史教訓，宣揚民族意識，悼念明朝愛國誌士，譴責漢奸外寇的用意。因此在乾隆年間遭到禁毀。
作者根據正史和傳說，把嶽飛塑造成一位民族英雄和愛國統帥的形象。他自小孤貧，而好結義友。嶽母在他背上刺字，勉勵他“精忠報國”。“以身許國，誌必恢複中原，雖死無恨”，是他決心抗金的自白。作者在曆史人物嶽飛的身上集中了很多優點：他軍令森嚴而待人寬厚，經常以愛國思想教育部下，以致嶽家軍人人皆知抗敵的目的。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平等待人，團結了不少綠林弟兄，共保宋室。這種設想固然有一定的曆史依據，但更主要的卻是作者順應時勢要求，通過形象描繪，把重視人民抗敵力量的卓越見識賦予了嶽飛。這一點，是以往任何一種“嶽傳”都不曾如此突出地描寫過的。
然而作者筆下的民族英雄依然帶有嚴重的封建思想。嶽飛的愚忠、愚孝、愚仁都十分突出：在十二道金牌的催促下，他不敢采服“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建議，終於給事業和個人都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害。甚至嶽飛死後為鬼，也處處阻礙部下向昏君和權奸起兵複仇。曹寧大義滅親，卻被他以“孝道”逼責自盡。他明知君側不清，卻以寬仁為懷，輕易放走了犯令的萬俟 、羅汝楫等人。凡此種種，或實有其事，或純屬虛構，但經作者著力渲染，其消極性也就更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