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的作品不隻流露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對當時人民的苦難生活也多有反映。另外，屈節降清的吳偉業，在他的詩裏也反映了明清之際的變亂，藝術性較高。王士禎是康熙時期的詩壇主將，他論詩以“神韻”為主，創作力求“超脫”。這種詩風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脫離現實。清初詞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擬多於創造，如陳維崧的模仿蘇、辛，朱彝尊的宗法薑、張。納蘭性德雖有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貴公子生活的限製，思想內容同樣貧乏。
戲曲方麵，在蘇州地區產生了以李玉為代表的一派作家，對明末清初動亂的現實有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體寫作的《清忠譜》對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為深刻。康熙時期洪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繼承了明代傳奇的優秀傳統，同時又抒寫了國家“興亡之感”，代表了當時戲曲創作的最高成就。李漁的戲曲理論，聯係舞台實際，並總結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小說方麵，陳忱的《水滸垢傳》描寫梁山英雄們在黑暗的封建統治下的再度起義，並突出了南宋時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薄鬆齡的《聊齋誌異》繼承了魏晉誌怪小說、唐宋傳奇的傳統，加以發展創造，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寄托了作者的“孤憤”，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展示了封建科舉製度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毒害，歌頌了爭取真摯的愛情生活和反對封建禮教的鬥爭精神。在文言小說的創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乾隆時期，是清朝經濟文化發展達到頂點，階級矛盾也日趨激化的時期。伴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適應貴族、大地主、大商人享樂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業也活躍起來，呈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當時窯業、印刷業、製鹽業、紡織業、礦業等的規模和水平已相當可觀。景德鎮的窯業工人就將近二十萬，廣州有一個製茶工場，男女童工達五百人，還開始部分地使用機器。在這個過程中，東南沿海一帶一度被摧殘了的資本主義萌芽又開始發展起來，但由於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資本主義的萌芽在很多地區又表現得不夠明顯，而且由於封建勢力的阻礙，它的成長過程是很緩慢曲折的。所以那時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封建地主階級的擴大兼並，使土地高度集中，不隻皇室、貴族、官僚都聚集了巨額的財富，大商號、當鋪、票號、銀號、鹽莊，以至一般土豪富商，也聚集了驚人的財富。其結果便是土地愈集中，農民愈貧困。乾隆末年，政治已日趨腐敗，貪汙成風，當時畢沅為兩湖總督，福寧為巡撫，陳淮為藩司，三人朋比為奸。人們說：畢沅像蝙蝠，身不動搖，專吸過往蟲蟻；福像虎狼，不顧人畜，一概吞噬；陳像老鼠，鑽穴蝕物，使人不防。”嘉慶初年，查抄前軍機大臣和珅的家私，估銀約十億兩，超過乾隆年間所耗軍費的十倍。八旗兵丁既不操練，又不事生產，成為社會上的寄生階級，整個統治集團生活奢靡，日趨潰爛。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接連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軍事鬥爭，如嘉慶元年(1796)發生的白蓮教起義，曆時九年，活動地區包括川、陝、楚、豫、甘五省；苗民起義比白蓮教起義早一年，起義先後達十二年之久；嘉慶十八年(1813)又爆發了天理教起義。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剝削和民族壓迫的鬥爭，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者，同時也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道光年間，英國殖民勢力的鴉片走私活動更加頻繁，白銀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財源更加枯竭。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了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的序幕，使中國逐步進入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
乾隆時期，統治者對文人繼續施行高壓與籠絡的政策。文字獄案經常發生。據一種不完全的檔案材料《清代文字獄檔》，從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後四十八年之間，共有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獄案發生，殺人焚書，成為平常的事情。乾隆牢籠文士的手段也超過前期，乾隆三十六年(1771)仿康熙的辦法，再開“博學宏詞科”，被舉者共二百六十七人，實際到京參加考試的有二百二十人(全祖望《公車征士小傳》)。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全書館”，征求天下遺書，不但網羅了大量的禦用“人才”，而且通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大規模地銷毀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製的曆史文獻和其他書籍，企圖消滅漢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結果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八年間，被銷毀、抽毀和橫遭篡改的圖書不計其數。但是也必須指出，這種浩大的圖書集中的工作對我國文化的發展也有著一定的貢獻。
乾嘉時期，考據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乾嘉學派在文禁森嚴的條件下，逐漸放棄了顧炎武等的治學精神，走上了為考據而考據的道路。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風是“博學”、“好古”；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學風是“實事求是”、“無徵不信”。他們考據的目的是為了通經，由於他們隻是依據漢儒的意見，特別是以許慎、鄭玄諸家之說作尺度，所以他們所說的“實事求是”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尋求客觀規律是很不相同的。雖然他們在整理古代學術文化方麵有較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冥心追古，脫離現實，淹沒於煩瑣考證之中，歸根到底是為封建統治者粉飾承平。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對政治比較關心，在他的《孟子字義疏證》裏，表現了他的進步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提出了“通情”、“致用”兩種主張，以反對程朱理學的觀點。他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於商、韓之法，故學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責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眾也”(《戴東原集·與某書》)。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麵影響不大，仍是以訓詁大師聞名於世。初期考據學者標榜漢學，以與淵源宋代的程朱理學立異，後來更多調和漢宋之論。他們已進一步總結前人在學術、文學上的成就，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服務。在這種風氣影響之下，文學創作中的複古主義傾向更為嚴重，隻有長篇小說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