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耿定向的偽道學麵貌，針針見血，淋漓痛快，這其實也是對一切庸俗的官僚士大夫的無情揭露和批判。他作詩不多，今存多為小詩，如《獨坐》：
有客開青眼，無人問落花。暖風熏細草，涼月照晴沙。客夕翻疑夢，朋來不憶家。琴書猶未整，獨坐送殘霞。
是獨居生活，傲岸不羈的寫照。又如《係中八絕》：
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係，幾回白日幾黃昏。
——其一《老病始蘇》
誌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願早一命歸黃泉。
——其七《不是好漢》
不事格律雕飾，奮筆直書，至死不屈，表現了頑強的戰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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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安派和竟陵派
萬曆間，繼續起來猛烈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有以公安人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為代表的“公安派”，時稱三袁，宏道最著名。
“公安派”認為文學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各個不同的時代，即有各種不同的文學。因此反對貴古賤今，反對模擬古人。袁宗道說：“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自司馬不能同於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論文上》)!袁宏道說：“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雪濤閣集序》)。他們都看到時代決定文學的變化，時代變了，文學包括形式語言等等，一定要變，一切對古人的模擬抄襲是違背文學發展的趨勢的。袁中道以為“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為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他更具體地說：“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於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花雪賦引》)。他指出文學變化是根據兩種不同的創作思想來實現的，從“法律”到“性情”，又從“性情”到“法律”，而其所以變，則為作者所不及知的“氣”所決定。這種“氣”顯然指客觀的不斷變化的時代。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學變化的循環現象雖不一定可信，但他肯定文學始終是在變化，而且為客觀的力量所決定，這對衝擊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還是有意義和作用的。
袁宗道說：“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論文下》)。又說：“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同上)。他說的“意見”或“理”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養，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內容，而絕不是在形式語言上模秦仿漢。這也有力地打擊了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袁宏道更從作家或文章的主觀要求提出了“性靈說”。他讚美袁中道的詩說：“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敘》)。袁宏道所謂“性靈”，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說“性情”。由於重視“性靈”或“性情”，袁宏道並不怎樣強調“學問”、“意見”或“理”，而特別強調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他認為“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yù]，是可喜也”(同上)。又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唯會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同上)。他重視婦人孺子的“真聲”、“任性”，赤子嬰兒的自然之“趣”，顯係受李贄“童心說”的影響，對打破封建思想束縛，直抒感興，比之袁宗道的“學問說”有更大的作用。
“公安派”的理論對打破擬古主義的陳腐格局是有力量的。他們的創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打破傳統古文的陳規定局，自然地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流利潔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