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們作品的特點。但他們以為“心靈無涯，搜之愈出”，而忽視社會實踐對作家的決定意義，這就把創作的源頭認錯了。他們寫來寫去，隻是幾處風景名勝，題材狹窄，思想貧弱。他們的作品雖有革新意義，成就不大。
“公安派”對清代文學如鄭燮的散文，袁枚的詩和詩論，均有一定的影響。近代反動文人周作人、林語堂等曾利用“公安派”的“有性靈文字”來宣揚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從而引導人們離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抵製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傳播。
反對擬古主義，和“公安派”同時，還有以竟陵人鍾惺(1572-1624)、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主張獨好“性靈”，但更多的卻是乞靈於古人。他們選《詩歸》，目的就在於“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他們以為古人之精神不是“滯者、熟者、木者、陋者”，而是“幽情單緒”，“孤行”，“孤詣”。這樣他們就把詩文創作引向一條更為狹窄的小路。他們脫離現實生活內容，追求一種“幽深孤峭”的藝術風格，形式主義傾向更為顯明。
晚明產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這是傳統散文的一個發展，是公安、竟陵文學革新的直接產物。著名作家在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祁彪佳(字虎子，山陰人，1602-1645)等。一般描寫山水園林，語言明麗潔淨，刻琢精工。王思任的《遊喚》、《曆遊記》，祁彪佳的《寓山注》、《越中園亭記》，可見一斑。魯迅說：“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在風格上，它們比之陳腐的“載道”的散文，頗多清新之感。
張岱(1597-?)，字宗子，又字石公，山陰人。他出身於官僚家庭，“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明亡後，“無所歸止，披發入山， 為野人”。他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就是他過去繁華生活的片斷記錄。這些片斷“夢憶”，反映了他的國破家亡的感慨，流露著追懷故國、熱愛鄉土的愛國思想。
張岱小品散文的題材較廣，凡風景名勝，世情風習，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等等，無所不記。這記錄了他的生活實際，也反映了明末現實社會的某些側麵，是比較有內容的。他非常熟悉那些生活，因而能寫得細致深入，自然動人。如《西湖七月半》記遊人情態，描摩盡致：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傒，聲光相亂，名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中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張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閑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館，呼群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 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幾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裏湖，看月而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遊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囈，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麵看麵而已。……
這和作者熟悉杭人風習，觀察深入細致，有密切的關係。又如《湖心亭看雪》記西湖雪景：
……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餘拿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沅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餘舟一芥，園中人兩三粒而已。……
則別具剪裁，惟取渾括，以詩為文，使用文詩化了。
張岱的小品散文，語言清新活潑，形象生動，博觀約取，簡潔有力。
第五節 明末愛國文社和愛國作家
明末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特別尖銳。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也更厲害。以“婁東二張”(張溥、張采)為首的“複社”，是和閹黨鬥爭的東林黨的繼續。在抗清鬥爭中，複社人物大都壯烈殉國，或退隱山林不與清廷合作，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複社在文學上主張複古，推崇“七子”，但現實的鬥爭使許多作家改變了作風，寫下了慷慨激昂、光輝燦爛的愛國主義作品。
張溥(1601-1640)是“複社”的創始人和領袖。字天如，太倉人，崇禎四年進士。明末有許多文社；複社“大約本於應社”，集合許多小社而成。它以複興古學、務為有用相號召，大約成立於熹宗天啟末。它的規模很大，“春秋之集，衣冠盈路”。“社集之日，胥閭之間，維舟六七裏，平廣可渡，一城出觀，無不知有複社者”(《七錄齋集·國表序》)。參加複社的人物，自認為是東林黨的繼起者，很有威信。“聲氣通朝右，所品題甲乙，頗能為榮辱”，而“執政大僚，由此惡之”。因此不斷地有人借故迫害，加以“亂天下”的罪名。複社是文社，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又與政治鬥爭結合，在曆史上是少有的現象。張溥在文學上，維持前後七子的主張。實際他的複古，是要使古學為現實服務，與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在精神上是大不相同的。他的《五人墓碑記》歌頌英勇的蘇州市民與閹黨的偉大鬥爭，強調匹夫之死“有重於社稷”，遠非“縉紳”所能及，是一篇政治性很強烈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