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李夢陽的《秋望》：
黃河水繞漢邊牆，河上秋風雁幾行。客子過濠追野馬，將軍弢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挽，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隻今誰道郭汾陽。
雄渾有氣派，稍能擺脫模擬，直抒愛國感情。
嘉靖、萬曆間，外患更甚，社會矛盾進一步複雜尖銳化，明王朝的統治日益腐敗不堪。在文學上又出現了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再一次發起複古運動，重複著“前七子”的錯誤道路。
李攀龍(1514-1570)，字於鱗，曆城(山東濟南)人。王世貞(1528-1590)，字元美，江蘇太倉人。他們與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被稱為“後七子”。李攀龍“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底為宋學”(《明史·李攀龍傳》)。他的詩文亦以模擬剽竊為能。詩如《古樂府》，篇篇模擬，句句模擬，恰如寫字的“臨摹帖”。但近體模擬盛唐，也還有一些可取的作品。如《杪秋登太華山絕頂》四首其二：
縹緲真探白帝宮，三峰此日為誰雄。蒼龍半掛秦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地敞中原秋色盡，天開萬裏夕陽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爾深知造化功。
該詩意境開闊，寫景抒情，豪放而含蓄，頗能表現新穎的麵目。文則生吞活剝三代兩漢，“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佶屈聱牙，不能卒讀。李攀龍死後，王世貞獨主文壇二十年，聲勢更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明史·王世貞傳》)，有所謂“前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等名目。他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持論和李攀龍完全相同。他認為“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遊，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藝苑卮言》)。對於詩，也是愈古愈好、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他的詩，自《詩經》而下，至漢魏晉南北朝樂府、李杜詩，無不模擬，連篇累牘，令人生厭。但他往往用古詞、古調寫時事，比李攀龍的作品略有活氣。他的《樂府變》更學杜甫的“即事而命題”。如《鈞州變》，揭露貴族藩王的荒淫殘景，有一定意義。不過他始終不忘模擬，大堆的陳詞濫詞，不免淹沒了它們的現實內容。王世貞學問廣博，著作甚富。“自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四庫提要》)。他的擬古主義的惡劣影響是很大的。謝榛(1495-1575)，字茂秦，山東臨清人，是“後七子”的初期代表人物，後為李攀龍所排斥。他認為“文隨世變”，“有意於古，而終非古也”。在理論上，他似乎並不主張以擬古為目的，而是要通過擬古以自成一家。他的推崇和取法的是李杜等盛唐十四家。“當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個而畫少陵也”。“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四溟詩話》)。他不主張盲目地擬古，而是要汲取盛唐諸家的創作經驗來創造自己的詩，比之李、何是要高明一些的。但他忘記了“世”，即現實生活對詩歌創作的決定作用，而隻強調從格調聲律上去揣摩盛唐諸家詩，不知它們也正是“世變”的產物，因而不免依然是一種擬古主義或形式主義的理論。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在“七子”中名不顯。他的《報劉一丈書》，描摹無恥文人奔走“權者之門”的醜態，揭露大官僚、大宦官、大貴族等統治集團的橫行霸道，淋漓盡致，有深刻現實意義，無心擬古，卻傳誦至今。
第二節 歸有光等唐宋派
嘉靖間，繼承南宋以來推尊韓柳歐曾王蘇古文的既成傳統，作為前後七子的反對派而出現的，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因為他們更自覺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稱為“唐宋派”。
王慎中(1509-1559)，字=
這裏他要求文章家要有獨特的思想見解，不要落入俗套。這和李、何等的擬古主義是不相容的。他所說的“洗滌心源”或“心地超然”等等，意味著擺脫束縛，力求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他在《與洪方洲書》中又說：“近來覺得詩文一事，隻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麵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為上乘文字。”對於古文遺產，唐順之也和王慎中一樣，既推尊三代兩漢文的傳統地位，也承認唐宋文的繼承發展。他的《文編》，除左傳、國語、史記等古文外，也選了韓柳歐陽三蘇曾王等大量的古文，比之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隻從左傳、國語等選至韓柳要合理得多。這可能是受元末明初朱右“嚐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為八先生文集”的影響，進一步確定了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曆史地位。他的“古文”如上文所引，確是直據胸臆，信手寫來，間用口語，自然生動。茅坤(1512-1601)，字順甫，別號鹿門，歸安人，“最心折唐順之”，並進一步肯定唐宋文。他以為一切傳統名文和八家文所以動人，“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字句之激射者”。他認為一切自然、人事，“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茸於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物”，心物完全相印，才能寫出動人的文章。他強調文章家要體察物情，莫逆於心，而不隻是簡單地求之於“心源”，比唐順之的說法要具體、全麵。他通過《八大家文鈔》的選評，更明確地表現了他對唐宋八家文的肯定和提倡。“其書盛行海內，鄉裏小兒無不知有茅鹿門者”(《明史·茅坤傳》)。茅坤反對李、何等的擬古主義，也比王慎中和唐順之更自覺。在《八大家文鈔總敘》裏，可以看到他是把評選八家文作為反對擬古主義文風的一種手段來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