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益界領袖何道峰說，中國放開社會是必然的，因為社會組織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農業文明創造了政府和家庭，工業文明創造了第三個組織形態——公司。公司用市場的方法創造財富，發展到後來，很多社會問題政府解決不了，市場也解決不了，於是就出現了第四個組織——社會組織，如果堵它，不讓它出來，它就會變身另外一種形式蹦出來。
民政部副部長顧朝曦說，1978年，中國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去試探一下還有什麼可能把中國的經濟救起來。搞四個經濟開放特區的時候，國家不能給什麼錢，隻是給一個政策，你能賺到錢就可以留下。中國當時的改革真是叫一窮二白，沒有任何基礎，但是30年改革開放讓我們經濟翻身，並且積累自己的經驗。
“社會建設應該多向經濟建設學習。”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探索出一條經濟振興的路，被稱為中國奇跡或中國模式。但遺憾的是，經濟領域的改革僅僅局限於經濟改革的內部，隻是作為成績來總結，並沒有引申開來，向其他領域傳染、擴散、滲透。
他進一步總結說，中國社會建設必須學習經濟建設的路子和經驗。經濟建設的路子是什麼？就是經濟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最成功的經驗，就是大力培育經濟組織，製定企業法、公司法，完善市場機製，引入了競爭。然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社會建設如何進行？楊認為，社會建設就是要配套推進社會體製改革，在一個法治框架中培育和創新社會組織，並引入競爭，實現自我發展。
共識已經形成。一個正常的國家，除了政府和市場，還應有社會第三極，三足鼎立，才能平穩。市場經濟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社會建設，就是別讓一部分人落下去，從而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發展。
中國社會過於弱小，形同散沙，如何凝聚和持續做大社會？我和很多老師仔細討論過這個問題。
說和寫是必須的，因為我們需要完成啟蒙，但我們更需要起身行動，找到一個實實在在的抓手動起來——針對一個公共社會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然後通過公益組織嚐試執行。試錯踐行，做得對我們就會得到掌聲；如有任何不妥，則迅速被人看見，被質疑被批評，我們必須迅速糾錯，重新獲取信任和支持。
這個過程，就是最好的啟蒙、教育和訓練，嚐試社會自治，協同政府和市場，解決中國各種各樣的問題。
2013年2月，溫州公開審理一樁“文革”時的殺人案件——嫌疑人邱某被控接受當地群眾武裝組織指派，勒死一名“探子”。邱現在是八旬老人。看見這條新聞時，我正在拜訪湖南衛視台台長呂煥斌，我問老師怎麼看。他的意見是一定弄清楚過去，一定要反省過去，但不能糾纏過去，不能因為過去失去我們的未來。我深以為然，我們經曆著一段殘酷鬥爭史，鬥地主，鬥右派，鬥老師，“文革”奪權鬥官員，如果要清算，如何清算？如何保障公平？
放下過去，我們才能走向未來，但不是所有人都願意選擇和解。相反，一定會有人不願妥協，發誓絕不會放棄追究。這或許是一個遭遇傷害者的本能反應，我雖然一直較為順利，但我能感同身受，並能理解他們的憤怒或者報複，如果我是一個無辜受害者，我又是否能做好和解和寬恕？
但可以確定的是，一個人的生命有限，大家繼續分頭並進，守望互助，我要做的是堅守我的角度或者方式——先做增量，融合各界，形成建設性力量，嚐試解決我們自己的社會問題。
3月17日，我在一份報紙上看見緬甸的昂山素姬，她從一名堅定的反對者變成了一名議員，她提出“修複性正義”，即解決困擾國家的問題，而不是對過去的罪行施以懲罰，建設一個新緬甸。
社交媒體、移動互聯網和政府開始開放社會，一個個曆史拐點風雲際會，中國獲得了一個絕好的變革機會，我們不能失去這個機會。
這個國家的變革，勢在必行，但問題是我們怎麼做呢？
2012年4月，在總理任上最後一年的新聞發布會上，溫家寶坦承改革艱難，“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
我們是經濟發展的受益者，也是社會問題的製造者，所以，我們也應該成為社會問題的解決者，支持、參與和推動改革。
我們怎樣，中國就怎樣。
2013年9月，我們決定和湖南、雲南啟動全省合作，幫助這兩省一些貧困地區放棄牛奶麵包，每天為孩子提供一份午餐，然後穩健複製推廣，覆蓋全省。
攤子越鋪越大，和一個陌生而龐大的公務員體係合作，我們的控製力或將遞減，風險必然增加。一個新的警報是，2013年7月，印度免費午餐出現食品汙染，21個孩子死亡導致嚴重衝突，我們要冒這個險嗎？
我有一個研究曆史的湖南朋友，一直試圖說服我急流勇退，把攤子交給誌願者團隊，自己早些脫身。“事情越做越多，問題和過錯越來越多，你挨罵也越來越多”。另，王振耀老師針對網絡上對公益界的一波攻擊，寫下一篇《警惕慈善恐怖主義》，痛批中國長期沿襲著以中國至高的道德標準，要求做慈善者不能有缺點，導致慈善界形成一種潛在的恐怖主義，令善者畏懼行善。他進一步說，與其他行業比較，慈善家的缺點往往更容易暴露，因為他們往往以個人之力直接服務社會。他們既缺乏政府組織的體係，更缺乏商業的網絡，再加上中國社會還缺乏健全的法律支持體係，令行善極為不易。
我問自己，我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是一個有譽無毀的好聲名嗎？是眾人的讚美和懷念嗎？是一個超脫的沒有缺點的不朽偶像嗎？不是，我要的是改變——牛奶麵包正在持續傷害鄉村孩子。如果不改變，牛奶麵包模式將更進一步固化，等眾人熱情散去，未來的改變將更加艱難。
2013年5月22日，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7個鄉鎮548名中小學生吃了牛奶桃酥後，出現食物中毒症狀，網絡上罵聲一片，但大通縣堅稱牛奶桃酥都沒有問題，學生中毒變成了一個懸疑事件。
6月25日，湖南漣源縣75名中學生也是因為牛奶麵包，被送進醫院，再度引發怒罵狂潮。全國各地至少有1000名大學生在微博上貼出自己的照片，呼籲反對牛奶麵包。但失望的是，我們沒有看見太多的改變。
幫助每個鄉村孩子，都有一份安全的午餐，獲得力氣上課和回家——這才是我們出發時的初心。我願意一頭紮進國家營養改善項目裏，主動尋求合作，在合作中推動改變，我願意承擔所有風險。
為什麼是我？
在一個清涼的山區旅館裏，我用一支筆列出我的優勢：
一、出身寒門，自下而上經曆多個階層，對每一個階層的苦痛感同身受，願意做一個熱心的聯合者，團結多階層解決我們的問題。
二、職業記者，調查社會問題十年，熟知中國問題出在哪裏。
三、對權力無畏懼，對財物不迷戀，獨立而較有公信，願意做一個大家信任的人。
四、左手監督，右手公益，獲得了剛柔兩種力量，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五、建立了透明、民主和融合等基本原則，並建立組織，已經具備形成聯合社會各界研究、執行和解決某些社會問題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我隻是想幫助鄉村孩子獲得一份安全的午餐，這是他們應該得到的基本的東西，純粹而堅定。因為赤誠和摯愛，沒有患得患失，也就無怨無悔，無畏無懼，不管未來會發生什麼。
證嚴法師說，使命感就是一個人使用生命的感覺。這兩年，我如此使用了我的生命——
2011年1月，我們發起“微博打拐”，幫助孩子免於拐賣。
2011年4月，我們發起“免費午餐”，幫助孩子免於饑餓。
2012年7月，我們啟動了“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幫助孩子有尊嚴地病有所醫。
2012年9月，我們發起“暖流計劃”，給孩子送去衣物鞋帽和文具等物，讓他們上學路上不那麼辛酸。
2012年12月，在去江西廬山的路上，我在微博上看見一張照片——一個農民挑著一擔鳥去賣，左邊是野鴨，右邊是天鵝，配文稱湖南殺戮候鳥，其中一個村莊一個晚上就殺鳥上萬公斤，令我氣結。2013年1月8日，我和《新京報》等38家全國都市報聯合發起了“讓候鳥飛”。
2013年春節，我看見網友稱山東濰坊一些工廠將化工汙水通過深井打入地下，因此發起“中國水安全計劃”，並集結環保界、法律界等多界推動七個板塊——展現、檢測、救濟、追責、合作、遊說和綜合治理，齊頭並進，遏製中國水汙染，並嚐試修複水環境，幫助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獲得幹淨的水。
2013年8月，媒體報道各地女童接連遭受性侵害，令人發指。我召集免費午餐500發起人中的女記者們，發起“女童保護”，通過組織各地女記者入校宣講引導女生認識自己的身體，並聯動婦聯、公安等部門建立簡便舉報模式威懾鄉村不軌者，保護她們免於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