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城裏幾乎沒什麼變化，這並不令我感到吃驚。也許久居深山的緣故，我還是對城裏的一切感覺到新鮮，甚至有種親近。城市是最能集中現代文明要素的地方，有自來水，有電燈，還有汽車，怎麼能把這些美好的要素都算到我們敵人的賬上呢？誰說城市就應該是敵人的？而山溝才屬於工農紅色政權？我們革命又是為了什麼？還不就是奪取政權？奪取政權的最終樣式就是奪取城市，這一點毫無疑義。革命的最終目睥，就是讓我們赤貧的工農兄弟，都過上這有自來水、電燈和出門坐汽車的好日子。
劉瑛有點緊張，這我能感覺出來。她不時緊緊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後來，幹脆就挽起了我的一隻臂膀，盡管這樣，她的肌肉還是發緊發硬，有時還微微顫抖。的確，幾年鑽山溝打遊擊的生活改變了我們。原本，劉瑛也屬於城市，屬於這人來車往的熱鬧生活。如果小餘帶來的消息是真的，我們能順利地下山接受整編，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呢？完全可以預見的是，黨是不會把自己的紅色武裝力量完全交給國民黨處置的，按照交通員小餘的說法，中央將會指定一個區域，將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隊集中起來，而國民黨決不會對這樣的集中視若無睹，他們會拚命阻撓甚至不惜用武力攔截，戰鬥也許將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我們離開了青竹山，直至奔赴抗日前線，都將經曆更險惡的戰鬥，其困難程度絕不在堅持在青竹山之下。
我不時突然扭頭，將嘴伸向劉瑛耳邊，似乎與她悄悄耳語，有些耳鬢廝磨的意味。其實，我是利用扭頭的瞬間飛快地朝身後投去一瞥。這是我多年前從事地下工作時養成的習慣，以便確定身後是否有跟蹤盯梢者。還好，看上去還算安全，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人，這讓我稍稍心安。進城前我和劉瑛商量過，她問我要不要去試著找找舊時的地下交通站？比如那個小診所的醫生？我考慮了一下，當然，如果那樣要冒相當大的風險。自從與何能手的中心市委再次失去聯係後，福州城內的情況越發複雜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急於去過去的聯絡站接關係顯然不是聰明之舉。我忽然想起來何能手派往青竹山的巡視員以及給我們的“處分”，便問她是不是打算找到何能手，讓他取消我們的“處分”。劉瑛笑道，對了，你不說我倒還真的忘了。
我說，可見那處分並不傷人啊，否則為什麼當時耿耿於懷，過後又輕易忘了呢？劉瑛說，那還不是青竹山的惡劣鬥爭環境給逼的？每天都要考慮第二天的野菜湯還能不能喝得上，甚至要考慮腦袋還會不會長在脖腔上，誰還顧得上什麼處分啊。我說，既然這樣，就讓那處分留著吧，說不定將來倒是一個紀念呢。劉瑛噘起嘴道，那不行，要留你留著，我的可不想留。什麼時候與上級組織取得聯係，哪怕到了項英、陳毅同誌麵前，我也要申訴，非撤銷這個處分不可！難道你願意一生背著這個莫須有的處分？好玩還是怎麼著？我說，誰沒事願意背個處分啊，反正咱們的處分是一碼事，如果一個人的處分能撤銷，另一個也就不在話下了。劉瑛說，那好吧，祝咱倆雙雙走運。說完，她還調皮地伸出右手小拇指，我和拉了拉“勾”，看上去真像個天真無邪的女孩。
福州街頭的百姓們很少留意別人，除了那些行色匆匆的，就是悠閑地逛來逛去的人，也大多注意著路邊的商店的櫥窗裏的陳列品，還有人麵無表情地看著張貼在路邊抵製日貨的宣傳海報。街上此伏彼起的木屐聲蓋過了汽車喇叭聲。因為臨近中午，街上很少有那些像工蜂一樣飛來飛去的報童，這讓我有了走到泉邊卻愈發口渴的感覺。我們還不便向行人打聽在哪能買到報紙，這樣簡單的問題最容易暴露身份，我們隻能像無所事事閑逛的路人，憑著自己的雙眼，去尋找對青竹山紅軍獨立師前途至關重要的報紙。
終於，在一個不起眼的拐角處，找到了一個小報攤。我和劉瑛像焦渴的沙漠旅人，撲向一汪清泉，急不可耐地翻看起那些報紙。我們太專注了，如饑似渴的，把報紙翻得“嘩嘩”直響，卻忽視了賣報人的不滿眼神。
“嘿，要都像你們這樣白白看報，我們賣報紙的都去喝西北風啊？”
聽到聲音我還沒醒過神來，直到劉瑛用肘子觸觸我，我才茫然地抬起頭來。賣報的是個六十多歲的老漢，他憤怒得臉色通紅，那十有八九不是我白看了他的報紙，而是蔑視他的存在。
“對呀，先生，說的就是你，看你斯文的樣子，也像是讀書識理的人，怎麼能這樣呢？”老漢沒完沒了地嘟囔道。
看著我莫名其妙的樣子，劉瑛提醒我說：“錢，報紙的錢！”
我這才恍然大悟。急忙從兜裏掏出一塊光洋丟過去，砸在賣報老漢的手背上，老漢不覺得痛，反倒像撿了個元寶，轉怒為喜，樂得嘴都合不上了。我顧不上再翻看報紙，貪婪地從每一摞上抓起一張，從《中央日報》到閩省的各種報紙，無論大小，有一張算一張，總有二十多種的樣子，很快就抱起滿滿的一摞。我像意外地發了一筆橫財，朝劉瑛呶呶嘴，示意她快些離開這裏。賣報的老漢在身後朝我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