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和社會的關係從來也沒有表現得像如今這樣的緊密。在50到70年代這漫長的30年過程中，文學被緊緊地捆綁在社會政治這部大機器上。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是極為多變的，這個舞台演出了無數動人的活劇。這些活劇的悲歡情節，在文學中被廣泛地表現、並被大量地保存了下來。因為社會要求於文學的是充當階級鬥爭的工具，在變幻莫測的“階級鬥爭”中一方麵是文學在疲於奔命的“緊跟”中逐漸地喪失了自身；另一方麵則是文學的這種幾乎是直接的“配合”，又使它大麵積地保留了社會盛衰、政治進退的生動畫麵和氛圍。因為政治要求於文學的是它的即時性，由於文學亦步亦趨地跟隨政治的狀態，從而使當日豐富的社會的資訊，意外地被大量地“積存”在文學中。
從5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的這個大舞台的演出是愈演愈烈。無以計數的政治的、準政治的運動過後，又有了一個叫做“大躍進”的大演出。而這似乎還不是高潮，到了“文化大革命”可說是到了極致。中國社會的極度癲狂，全世界為之瞠目！這樣，在我們通常描寫為“蕭條”和“貧乏”的文藝現象之下，我們卻容易地發現了貧乏中的“豐富”、蕭條中的“繁盛”。豐富和繁盛加不加引號都沒有關係，總之，我們從通常的描寫中，看到了另一麵的景象。
如今看來，我們在這一時段中為中國文學積存了可貴的社會、文學的實踐經驗，這裏的經驗是一個中性的詞，既說明實踐中的獲得，也記載實踐中的喪失。當代文學的確為文學曆史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文本”。這些文本既是社會行進的生動記錄，又為文學的變異提供了見證。例如，被保留下來的那八個“樣板”，它們作為動亂時代的文學遺產，如今已被目為“紅色經典”被人們所記憶：偌大的中國至少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竟然由區區八個作品供應並“滿足”著至少十億人的精神需要！這本身就是奇異的社會曆史景象。
回首往事，人們難免會產生疑惑，那漫長的歲月究竟是怎麼挨過來的？事實是，在這景象的背後已有了長期的積累，再加上當時趨於嚴整的體係化的理論的支持，人們早已習見不怪。至於那八個作品從創作到演出、從文本到舞台，包括從人物形象的構成到故事情節的配置，都活脫脫地、完備地展示了當時的社會-政治-文藝的精神圖畫。這就是豐富，這個豐富有力地說明著瀕臨絕境的貧乏。
中國在50年代之後的文學曆史，基本上是被這樣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文學運動推進著。這構成了當代文學的主流現象。這種文學運行模式的形成，是長期積累的結果，並不是一時間突然降臨的。中國本來就有社會化的文學理想。由於文學自身以及文學以外的原因的促成，到了這個階段，既已定型，又到達極限。這種文學經驗留給後人以綿長的思考。它的確嚴重地傷害了文學自身的品質和規律。它把文學應當擁有的本質特性都放逐了，例如文學個人生產的特點，文學創造的獨特性和自我表現的特點，甚至文學的審美性和詩化表現的特點，文學對全人類的超種族、超階級、超時空的關懷的特點等，都被驅趕於文學之外，而獨獨留下了文學與社會的關聯這一點。即使是這一點，也還是局限於當前的、及時的政治功利這狹隘的範圍之中。這對於文學來說，確實是致命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