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文學是從“文革”的極限和絕境中走出來的，正是開放的社會給了文學以新的生命。由此，我們獲得了巨大的認知，即我們已經認識到，對於一個社會而言，已從計劃的經濟和單一的經濟的實行中得到深刻的教訓，我們於是決心改變這一狀況。而計劃的文學和單一的文學實行的結果，雖不如經濟那般地直接影響於國計民生--因為它並不直接關涉到人民的“穿衣吃飯”，文學是“可有可無”的。然而，這種對於文學破壞性的結果對於社會的影響，則是更為深遠的。它造成幾代人的精神貧困，當文學變得枯竭時，人們的情感也會因枯竭而變異。
由此可知，自由的文學能激發社會的生機，而經過改造的“計劃”的文學，不僅扼殺才華，不僅製造個人和家庭的悲劇，而且將造成幾代人的精神失態。要是說，“五四”當初，一代先驅為挽救國難，而曾經四處探求重鑄民魂的藥方，那麼，時至今日，卻是自己動手製造枯竭的文學。這--無異於在自毀民族的精神長城。要是由此退回幾十年，我們站立在“文革”造成的、讓人觸目驚心的精神廢墟之前，我們要是未曾忘卻當日的傷痕文學所揭露的一切，我們對上述的判斷就不會感到是危言聳聽了。
政治和文學的糾纏
中國新文學誕生不久，當時的文學探求者如饑似渴地吮吸著眾多的外來理論，作為自己的創作指針。《新青年》雜誌一開始就致力於新理論的紹介，這種紹介大大地開闊了中國作家的視野。中國作家由於文學的強國新民的理想的支持，從新文學的試驗期開始就把文學表現的鏡頭，對準了底層民眾生活的艱辛：嚴重的貧富對立、人力車夫在寒風中的掙紮，都在當時的詩和小說中得到表現。
中國作家一開始就很注重寫實派的文學主張。文學研究會的成立，以及他們“為人生”的創作主張和實踐，可以說是受到了這一文學思想的很大的影響。文學和中國人的實際生存狀態和他們的苦痛和希望緊密地聯係了起來。至於魯迅早期的小說，簡直就是中國人平常生活的人生百圖。魯迅一開始就把批評現實的視點，對準了中國人的靈魂。開端即是頂點，他創造了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寫實主義的文學在當時人的心目中，無疑是一件珍寶，因為它能把現實生活的實際圖畫生動而形象地再現出來。早期的新文學作家，從這種文學和社會的直接而神秘的關係中，覺察到它的價值--他們本來就追求以文學改造民心進而改造社會，本來就追求文學“有用”。寫實主義在此時的出現，恰恰是與多數中國作家的追求相吻合。
後來，蘇俄的民主主義文學思想以及辯證唯物論的文學思想傳了進來。這些理論非常注重文學的社會性，注重文學對於社會的作用，以及作家的社會使命感。這些理論是建立在文學產生於勞動的基礎之上的，勞動創造人類，也創造文學。這種理論極易於與當日中國新興的激進社會理想相結合。當日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由於飽經憂患，時刻都在尋找療救中國的藥方，很少不受到上述這種新進思想的感染和影響的。
30年代的中國是左翼文學蓬勃發展的時期。由於左翼文學與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係，以這種文學理念為基礎的、注重文學社會性的思潮於是陡然興起。新進的社會思潮與革命的文學理念，幾乎是一拍即合，彙成了一股強大的潮流。從這一角度來看，從新文學運動初期的“為人生”，到後來廣泛流行的“為政治”，幾乎就是一步的跨越。
當代文學由於直接承繼了解放區文學的傳統，那些與這一傳統不協調的文學思潮，經過有力的改造之後，很快地也彙入了上述的潮流。50年代以後由於對文學領導的強化，文學的社會性得到了更為充分的肯定。文學與社會，特別是與社會的政治的關係得到更完整也更係統的闡釋。文學是從屬於政治的，文學應當積極而主動地反映社會的實際，政治化的文學要求作家自覺地履行他對社會的責任。這樣，由於社會對於文學的要求進一步提高，文學已不僅是被動的社會生活的反映，還應該是主動的階級鬥爭的“晴雨表”和“風向標”。50年代以來的許多文藝的領導，都反複地使用這些耳熟能詳的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