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康熙的行為也明確了兩點：其一，識別誰貪誰腐不難，隻需將其合法收入與支出比較就行了。比如，你的同事一分錢掰兩半花尚感不足，而你卻整日花天酒地，你的銀子是哪來的？其二，治貪不是不能，而是心懷旁騖，懶得“為”。
帝製時代的好皇帝
在人類社會中，專製時代比民主時代的時間要長遠。僅以中國為例，自秦始皇統一全國到辛亥革命勝利，再到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前，國民都是在封建專製的威權下度過的。專製或民主，對民眾的生存究竟有什麼影響呢？這是一個宏闊的題目，一言難盡。通俗而言，民主所用的是加法，使人更像一個人，專製使用的則是減法，把人做小。民主製度盡管不是沒有缺陷，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種製度可以完全取代它。
對統治者本身來說，專製和民主帶給他們的也是極不相同的色彩。比如，人們往往指某皇帝為明君，某皇帝是庸君，某皇帝則是昏君、是暴君，卻不說他們稱職不稱職，其實所謂明君、昏君等，是以封建社會“君德”為尺度的，與民主製度毫不相幹。蓋封建社會的皇帝是祖傳的，並不是因為有做皇帝的本領，自然別人沒有說三道四的份兒。這與民主製度下的領導的產生不僅毫不相同，評價機製和方式也不同。當然，祖傳隻是和平時期的事，在風雲變幻的戰爭年月，隨時可能出現改朝換代的劇烈動蕩，這時，劉邦、朱元璋們也許就會以底層之身坐上龍椅。嘮叨這些陳言舊語，是因為人們常常好心勸告幹部要“為政以德”，看似很嚴厲，其實還是勸人自我反省，勸人樹立德行。
封建時代有電視劇中康熙那樣的好皇帝嗎？有，不僅有，而且有好幾個，像漢文帝劉恒、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等。可惜，這樣的帝王在我國幾千年的封建曆史上屈指可數，在500多個正宗的皇帝中，所占比例很小很小。其餘的那些帝王，或昏聵或殘暴，平平庸庸就算很不錯了。
康熙8歲即位，在61年的帝王生涯中，功績卓著。這位皇帝對西方先進的數學運算、天文曆算很感興趣，並且掌握得很牢固。從宮中的西洋傳教士那裏學會了西洋樂理知識，對水稻新品種的研究也有很深的興趣。乾隆皇帝在一首詩中曾對自己不通自然科學自嘲說：“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習值髫年，而今老固難為學，自畫追思每愧旃。”詩裏的“皇祖”，即指康熙皇帝，“勾股弦”指勾股定理。不獨乾隆，在中國的封建帝王當中，這樣熱愛自然科學的，也是絕無僅有的。
但曆史上隻有一個康熙。加上另外王朝的幾位不錯的皇帝，也隻在皇帝群中占百分之一的樣子，細究其因，根本在封建專製一端。蓋封建皇帝，不受任何拘束，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們最後是好是壞，是恤民是昏庸是暴虐，全看百姓的造化，一點辦法也沒有，有的隻是隱忍，實在忍不下去了就起來造反，如果成功了，一個名字全新、靈魂依舊的王朝就算建立起來了，然後就是人們慣見的統治手段和統治方式，然後進入下一輪循環。起義失敗了呢？當然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人們過著更悲慘的生活，之後，還是起義、流血、新皇帝新王朝。魯迅曾有“兩個時代”之論，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個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難道曆史的典籍中，就沒有約束皇帝的條文嗎？有，並且很多。但那些不頂什麼事，比如告訴皇帝怎樣愛民啦，怎樣勤政啦，等等。不是條文不正確，問題是執行者是主宰一切的皇帝，他愛不愛民，勤不勤政，全看皇帝自己領悟的深度，別人奈何不得。至於大臣，不管麵對的是多昏庸的皇帝，也隻能說他“聖明”，也要山呼“萬歲”。要不就死諫，也就是寧可丟了小命兒，也要對皇帝加以勸諫。久而久之，還有好多大臣以此為榮，認為作為諫臣，讓皇帝殺了是一生的幸福。如此社會結構，如此社會精神，條文能有用嗎？
某個皇帝再好，也純屬個人行為，不能保證他後麵的皇帝都好，連最起碼的稱職也保證不了。原因何在？社會製度使然。任何一個人，在不受任何約束的條件下，都可能變得暴虐無常，實在不隻是皇帝如此，也實在不隻是東方皇帝如此。
罰非其罪
明朝建國以後，出現了許多史少前例之事，其一就是廷杖。廷杖並非明朝才有，清人淩揚藻在《蠡勺編》雲：“隋文帝聽律外決杖，不過施之散員屬史，唐時杖人於朝堂，亦偶一為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乃為廷杖之法，著為國典，流毒縉紳，莫此為甚。”
很多人認為廷杖始於朱元璋，實際這樣說未必科學，他不過是把別的皇帝偶爾為之的事，變得成為慣例，使這種懲戒形式極大煥發了青春——明代以前各代的廷杖隻是皇帝偶爾為之，到了明代便逐漸成為製度了。朱皇帝雖有不少創新，但也離不開前人的肩膀。吳晗說，廷杖“始於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