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葆三對劉鴻生非凡的儀表，得體的談吐甚有好感，近年又盛聞其名，是以聽得很認真，眯起一雙老眼，拈著數莖疏須，靜靜地聽，不時地暗暗點頭，心中讚許：
“此子名不虛傳，果是有見地、有城府的後起之秀，真個是後生可畏呀！”
但他仍是不動聲色地問道：
“如今歐戰已結束兩年有餘，倘洋灰再大量入境，又當如何？”
劉鴻生胸有成竹地答道：
“如今盛產水泥的洋商均在萬裏之外，且多憑水運。水泥笨重，又甚忌潮濕，遠渡重洋販運，所需費用甚高，其成本再低也加高數倍，而國內得就地產銷之利，成本相對為低，隻要質量過關，就必在與洋貨競爭中穩操勝券！是以興辦之勢，宜速不宜遲，宜堅不宜疑，朱老以為當否？”
朱葆三不覺點頭道：
“賢契所論極當！洋灰新業，本埠更無廠家，實為一大缺口，隻是……”
略一沉吟，朱葆三又緩緩地道：
“正因為是新業，如賢契所知國內華商才隻3家，可見國人通此技術者更為寥寥，而無質量就無從談起競爭，這質量又何從保得呢？”
對此，劉鴻生早有所備，也知朱葆三必有此一問，乃答道：
“前輩所慮極是，此舉關鍵，晚生豈敢稍有疏略？近日以來，晚生已全力搜集了可以搜集的水泥廠產銷情況與相應的生產技術資料，且已基本研討掌握了其要領。尚有一個更有利而重要的條件，就是有一名叫馬禮泰的德國人，是個水泥專家，現任湖北華記水泥廠的工程師，晚生與劉寶餘君均與此人交往頗深，已事先與之商定，我們一旦辦廠，他就應聘來做工程師，並且可紹引我們去其國內考察見習、購買設備。晚輩已做了相應的準備：一旦朱老肯，便誠聘馬禮泰，選購最好的德國全套設備，學習德國技術，培訓自己的技術底子，隻憑朱老一言定奪了。”
朱葆三拈須而笑道：
“好！可好雖好，隻是老朽已是到了閻王不叫自己去的73歲了！體力、精力均已不甚重任，且財力不足，恐負諸君厚望了！”
劉鴻生應聲爽利地答道：
“這都好說，晚生早巳計議過了。朱老精神健旺，更重要的是德高望重，不敢煩朱老過勞，隻出麵主持，於晚輩等足矣，諸般雜務概由晚生輩操持就是；至於資金，可多可少，聽由朱老自便。晚生初步估略一下，當需100至120萬元，目前粗略估算已可征得80萬以上，餘資不難籌集，隻要朱老一句話，晚生便當即全力以赴！”
由於借重了朱葆三這位地位高的名人，水泥廠的一應籌備、興辦包括登記注冊等事，都進行得很順利，許多人讚歎說：
“找準一個人，省卻多少事，又省了多少錢！”
其中一件事更值得一說。那就是英商的利誘與幹擾。
劉鴻生要主持與挑頭在上海興辦水泥廠，自是很快地便傳得家喻戶曉了。其中，對英商上海的怡和洋行的震動最大。因為近幾年來，這個洋行一直在上海幾乎是獨家銷售設在香港的水泥廠的“青洲”牌水泥，倘劉鴻生在上海就地辦起水泥廠，而他又極擅經營之道，勢必影響英商的利益，因此，幾次托人乃至英商親自出麵加以勸誘，並撒下重利釣餌：以請劉鴻生獨家包銷“青洲”牌水泥，作為劉鴻生不辦水泥廠的交換條件。劉鴻生一來覺得辦廠比包銷有利，二來也確實出於振興民族工業的心理，一次一次均婉言謝絕了，管自忙於籌備。軟的不行，一方麵，與劉鴻生有著利害關係，不好扯破臉皮，而劉鴻生也不是好相與的，另一方麵，有朱葆三那塊大招牌戳在那裏也不能動硬的，英商隻好眼巴巴地看著劉鴻生火火騰騰地將水泥廠籌備了起來。
上海水泥公司的發起人，除劉鴻生、朱葆三、李敬翼、劉寶餘外，劉鴻生還拉了一些有影響、有能力的人入股，而且這些人都與他過從甚密，也都是樂於與他合作並甘願受其控製的，如義泰興煤號經理已與劉鴻生合營了浦東董家渡貨棧（時習稱“北棧”，並沿襲多年）的杜家坤；買辦、湧記煤號經理韓去根。富有心機的劉鴻生將其弟劉吉生也算了一股，總共為23人。由於劉鴻生的聲譽，更加上朱葆三這塊招牌，正在資金出困時，又招徠了清末狀元、大實業家南通張謇兄弟的巨股，補足了預料資金的不足，這也是借重朱葆三的作用之一。
無論籌備中或在後來的經營中，大量的事實部證明劉鴻生是善於用人與善動心機，善察彀要的，而這一切又都是以他迅速、準確而又全麵地成為本行的專家為基礎的。如在籌備會上議定廠址時，劉鴻生的提議與分析就是令人十分信服而讚佩的。劉鴻生精辟而獨到地分析說：
“企業地址的選擇，不外取決於兩個條件：接近原料產地或接近產品市場。根據上海的情形與水泥產品的特點，我主張廠址設在上海市內。理由是從價值差算中得出的。我認真計算了一下，水泥的主要原料是白石，100噸白石可產水泥70噸。白石價低又極易包運，而水泥不僅價高而且包運困難，運費高出白石很多，更要付出防潮手段費用。運70噸水泥與運100噸白石至上海，其差價奚啻一倍？再加以水運為多，將水泥運至上海長途之中，難免走漏、返潮，一損即為巨價，白石則無此虞；倘萬一不慎翻入水中，一船水泥與一船白石差價當孰貴孰賤？鑒於此，廠址不設在白石產地而設在上海市內，則不但省心，而且省用，可自然生利！”
說得如此精辟，餘人豈能不從？因此，上海水泥公司的廠址就設在了上海龍華，故而，時人也稱其為“上海龍華水泥廠”，每聯及“龍華”二字，當年深知內情者，無不由衷讚歎劉鴻生的決策英明。
（4）短中用長，信中有防
謝培德，隻比劉鴻生大了六七歲，為人處事靈活而奸狡，門檻很精，門路很廣，曾做過租界會審公廨的總翻譯。劉鴻生曾投其所好謀得了翻譯一職，僅幾個月的相處，劉鴻生就摸透了他的為人，後來也正是看中他的這些特點，特地聘請他為中華碼頭公司的總經理。
中華碼頭公司是1927年劉鴻生在原來的幾個碼頭堆棧的基礎上組建的。其中包括他初做買辦時購置的位於華東招商局東麵沿江的開平碼頭；1918年購進並建立的董家渡煤棧（即北棧）；1921年購進的占地200公畝的浦東義泰興董家渡碼頭（即南棧）；泰興白蓮涇棧與煤業公棧，加以統一管理，並統一了業務布局：以周家渡、北棧兩處為煤碼頭，而以南棧為雜貨碼頭，共計倉庫12座，總麵積4萬多平方米，其中水泥倉庫3座，均為最新式的鋼筋混凝土結構。通過英商殼件公司（這個公司劉鴻生一直設法與之保持良好關係以便利用，因是當時專管上海土地注冊與碼頭業務的，所以劉鴻生購買地皮多是通過它，自然所得好處也格外從優，以鞏固關係。）辦理注冊手續，並掛起了英商的旗子，還聘請了這個洋行的股東霍金斯坦任碼頭經理。
對此，他向他的堂侄、被他安排在碼頭上管理業務的劉念祖說出了他如此做的苦衷與用心，他說：
“上海開埠以來，列強勢力不斷侵入，且日漸囂張，擠壓得國人苦不堪言，為叔自也憤恨不已，隻緣他們的勢力太大，長時間都無法反掉，既是如此，何不加以利用？”
接著，他便列舉了這樣做的六大好處：
①我國碼頭、倉庫業務的權力都操在洋人手裏，委托洋人出麵，自是便利許多；
②洋輪幾年籠斷了航運業務，委托洋人出麵，自易招徠洋人生意；
③依海關規定，洋人的“關棧”存進貨可以不立即繳納關稅，掛上洋人的這一特權招牌，貨主自然願意將貨存到棧房；
④憑洋商的信用，憑棧單向銀行抵押，可保資金方便地周轉；
⑤如今社會惡勢力橫行，卻很少敢碰洋人，這也是一種庇護；
⑥洋人比國人更懂碼頭業務。
末了，他又笑著說：
“洋人中不乏壞人與魔鬼，可壞人有壞人的用處。他們英國有句名言，叫做‘與你熟悉的魔鬼打交道，比與你不熟悉的人打交道，要方便得多’。我就盡力熟悉這些洋魔鬼，他要欺壓咱，咱卻偏要轉過來利用他，關鍵在於‘熟悉’二字，才能做得準，也要保持自家的分寸，這樣，既不失我國人本分，又利用了洋魔鬼，不正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嗎？”
後來，劉念祖發現了謝培德許多劣跡，有的實在看不過，便於1929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乘送劉鴻生的四兒子17歲的劉念智赴英留學的機會，講給了劉鴻生聽。
謝培德可以說是當時上海灘的一個地痞頭子，他身邊籠絡、豢養了不少流氓、痞棍與包打聽。做了中華碼頭公司的總經理，薪金優厚，可劉念祖細心觀察，這個總經理卻從來不到碼頭上來！更可恨的是他手下的那批地痞流氓經常在碼頭上作威作福，還勾結官府、警察、青紅幫欺男霸女，更不斷地盜竊碼頭上與倉庫的物資，凡是倉庫裏多餘的“包子”，包括米包與糖包，還有碼頭上剩餘的“地腳煤”，統統被他們偷運出去，再分別賣給雜糧行、糖行與煤炭店。劉念祖是個有心的人，冷眼從旁觀察，並暗暗做了估算，僅這兩項一年下來就不下幾千噸，價值在兩三萬元左右。更探聽到，他們的這種所得，謝培德獨占七成，餘下的三成分給了他的爪牙們。對此，劉念祖早已憤憤於懷，可見堂叔對謝培德很倚重，就沒有貿然說出。今日借送堂弟之機而堂叔劉鴻生又順便問起了碼頭情形，便忍不住在劉鴻生的追問下和盤托出了。
劉鴻生隻是不動聲色地靜靜地聽，不時地追問一句，在劉念祖說完後仍追問了一句“還有嗎？”便笑著說：
“這些我都曉得！”
望著聞言而驚愕的子侄，劉鴻生微笑著說：
“你們都坐，念智也坐！”
他要利用這個機會，開導一下子侄，特別是未涉世事的兒子，講一下用人之道。
待子侄坐定，劉鴻生方緩緩地道：
“謝培德是個地地道道的壞人，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
17歲的劉念智聽了很吃驚地反問：
“那，爹爹您為什麼還用他，給他那麼高的薪水和位置呢？”
劉鴻生笑道：
“用人之道是一門大學問，光從書本上是學不到的，讀書之外還要用心地觀察與捉摸，我捉摸的道理是：世界上存在著各種人，隻要你善於處理，各種人有各種人的用處：好人有好人的用處，壞人有壞人的用處；全才有全才的用處，偏才有偏才的用處，文有文的用處，武有武的用處。關鍵在於你得善於使用，把各種人安置在適當的位置上，注意揚其所長，避其所短，才能發揮作用。這就是咱們中國的古話所說的‘量才使用’、‘揚長避短’，使其‘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吧！我記得對念祖說過，英國有句名言：‘與你熟悉的魔鬼打交道，比與你不熟悉的人打交道，要方便得多。’魔鬼尚且如此，何況壞人？關鍵是要在這‘熟悉’上下功夫，才能運用。”
頓下來，望望注意傾聽的子侄，他又繼續說道：“謝培德是個典型的壞人，這沒誰否認，可人們隻看到了他的一麵，卻忽略了他有用的一麵。壞的另一麵是隱著長處的。”
說著，他轉向劉念祖道：
“你說他與官府、警察、青紅幫有勾搭，手下有那麼多可惡的流氓與包打聽，這從正麵看固為可惡，但卻可憑得當的處理變為有用。如今的上海，特別是碼頭上惡勢力橫行，沒有個強硬手段，還不得日受其苦，不得安寧，甚至無法經營？正因為那些包打聽消息靈通，正因為他謝培德在必要的時候對警察、巡捕可以隨叫隨到，是個‘兜得轉’的人，咱們的碼頭才得平安無事。你們，甚至包括我在內的公司裏的其他人哪個做得到，又肯於做？許多事情，就說我當年購買碼頭地產的事吧，那有多麻煩：有的以不賣相刁難，有的敲詐勒索、搗亂破壞。鬧得我百般無奈，幾欲半途而廢，還不是虧了謝培德？他當即打通關節，軟硬兼施，很快順利地就把地皮買到手了，這不是汗馬功勞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