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齡見各省是如此態度，對時局的憂慮加重了。但從太監管道打探到的消息，卻是西太後對太原行宮甚為滿意，已鋪派開，過起了京中的宮廷日子，看不出有急於要走的樣子。
難道西太後真要在太原駐鑾，靜待收複京津？
李宏齡和戴膺、梁懷文三人湊在一塊商議各省都不上繳京餉，而山西藩庫又支應不了多久，那麼朝廷很快就會捉西幫做冤大頭。於是三人商議通過向官員太監哭窮，以使西幫脫身。並且借重堪輿之學，說晉陽已非吉地，龍脈早斷，奏請朝廷早離山西。
就這樣，三位京號老幫秘密議論起“驅鑾”之策來。
可憐位處至尊的朝廷，這時居然落到誰都不想供養的境地，分明已到亡國的邊緣。西幫這幾位精英人物，也如此無情，倒不盡是太重利，實在是目睹官場的無情和無能，不願給他們做冤大頭。官場中食俸祿的大員小吏，平時誰不是把忠君報國掛在嘴邊，可到了這真需要忠君報國的要命時候，連個靠實的人影兒也逮不著了！隨扈的一班大員，除了排場不減，什麼好招數也想不出來；各省高官呢，又口是心非，隻顧打各家的算盤。西幫不食一厘官祿，倒給他們充大頭？哪會那麼傻！
在李宏齡等幾位京號老幫的周密策劃下，最後終於“驅鑾”成功，這使西幫鬆了一口氣。
光緒二十九年（1903），李宏齡回到北京，一友人對他說：“當年八國聯軍進北京，貴票號怕戰亂受損失，曾預先將數萬銀兩起運回原籍，不想鏢銀剛出彰義門，就被歹徒搶掠而去，損失慘重。我想當年若是老弟在京主持，斷不會將這麼多的現銀運回山西，而是在京接濟眾商，這樣時至今日，生意變化將無窮矣！”
友人的肺腑之言，再一次有力地證實了李宏齡將經營獲利用於擴展業務的經營觀是很具有科學性的。
李宏齡能想常人不能想，做常人不能做之事，而且善於把握行情、靈活應對、因時製宜，這是李宏齡事業成功的重要原因。
光緒二十九年（1903），李宏齡主持蔚豐厚票號京師分號時，市麵因訛言蜂起，人們紛紛向爐房提兌現銀，出現了嚴重的擠兌現像。如果不能解決擠兌現像，爐房旦夕即敗，政府憂之無計。
所謂爐房，即冶鑄金銀業者，票號及商號都有銀存放在爐房。麵對京師爐房所處的困境，李宏齡並沒有盲目的“釜底抽薪”，加入擠兌者的行列，而是沉著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
他認為：如果爐房因擠兌而破產，必將產生連鎖反應，進而影響整個市麵，整個市麵的下滑一定會影響票號的生意，票號的生意一旦蕭條，再想柳暗花明，勢必要經過一個較長的周期。如果真出現這樣的結局，損失將不堪設想。如果能想辦法幫助爐房度過這次難關，就可以完全避免這種局麵的出現。
因此李宏齡便四處奔走說服同行，同行聽了李宏齡的分析，權衡其間的利害關係，認為李宏齡說的很有道理，同意與李宏齡聯手出巨資接濟爐房，市麵才得以穩定。
李宏齡這樣做，避免了因連鎖反應而帶來的“一損全損”的慘局。可見，李宏齡不僅考慮本號的利益，而且顧及與本號發生業務關係的單位的利益。李宏齡這種具有整體全局觀的多贏理念，使得他的事業蒸蒸日上。
光緒三十四年（1908）冬，光緒帝和西太後兩宮先後去世，銀市動搖，爐房再次發生危機，李宏齡再次帶頭出麵，又一次聯合同業給予支持，穩定了銀市。於是，京師農工商各界“莫不交口頌君才賢”，李宏齡獨以任俠、識大體，名震京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