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1898）五月，李宏齡奉令調往漢口做老幫。李宏齡每到一個新的商埠主持工作，從不急於放款求成，而是采取穩中求勝——先收款後放款的經營策略。所以他抵達漢口下車伊始，便命夥友將所有外放款項收回，放款容緩一步後再徐徐去做。事實證明了他這種先收後放觀是正確的。
是年八月，漢口遭戰亂，死傷數千，燒毀房舍貨物無數，是百年未有之大災。結果，不少商號因放款收不回而倒賬，以致歇業。惟蔚豐厚票號漢口分莊在李宏齡的主持下，未受損失，營業照舊，獲利豐厚。
李宏齡有此舉，得益於前輩張微五的指教，當年，張微五曾對李宏齡說：“凡改住碼頭（分號），前任所放款均宜收清，以後再徐徐去做。”李宏齡謹遵前輩之言，使其受益不淺。
所以，李宏齡事業有成不僅在於他能靈活行事，與他虛心好學也是分不開的。這一點對當代的商人來說仍有借鑒價值。
1900年，庚子事變，西太後、光緒帝西逃，京師陷落後，京官走上海者紛紛持京師票券要求在滬兌換銀兩，而上海諸商號考慮到時局的緊張，皆不予兌換。
這時，李宏齡正主持蔚豐厚上海票莊。他認為由於時局的震蕩，事出非常，應當照顧主顧的利益。當時很多人都對李宏齡的主張持異議。但李宏齡力排眾議，酌量予以兌換，由是蔚豐厚票號名聲愈顯，生意愈盛。
李宏齡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認為：主顧對商號，好比觀眾對演員。沒有觀眾，演員無從談起；沒有主顧，也就談不到商號。因此，主顧和商號，主顧是第一位的。商號要爭取和吸引主顧，就必須對主顧講信義。在這個基礎上，主顧就會增多，生意也愈興隆，達到“人己兩益”。
顯然，這也是李宏齡事業成功的法寶之一——顧客至上。
李宏齡的非常之舉，展現了他講信義的商業道德觀。
信，就是誠信無欺；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講的一種道德規範，也是禁約人們行為的準則。李宏齡經商很注重信義觀，從不欺詐他人，更不發不義之財，他以信義作為處世立業之本。
所以，“誠招天下客，義納八方財”可謂是李宏齡經商的精神價值觀的展現。
在山西商人中，由於受封建觀念的影響，大多商人往往對經商所獲利潤不用在擴展業務上，而是把銀兩窖藏起來。李宏齡很反對這種做法。他認為：“銀兩一旦窖藏起來，就會退出流通領域，成為“死錢”，“死錢”從某種意義上說便失去了它原有的價值。相反的，如果把經營所獲之利用於擴大再生產，就是“活錢”，能產生利生利、錢生錢的效應。所以，他主張把所獲利潤用在擴大業務上。
西逃的兩宮太後於1901年8月17日到達山西太原。上至太後皇上、王公大臣，下至太監宮女，還有護駕勤王的將士，兩宮一行有數千人之巨。一個這麼龐大的流亡朝廷，全照京中排場講究起來，山西藩庫怎麼能支應得了！
雖然朝廷下了急諭；令各省將上繳的京餉，交給當地的西幫票號，火急彙至山西的祁、太、平總號。再由祁、太、平各號提銀交付朝廷。其實，就是讓西幫九家大號，開通彙路，即行收攬京餉，接濟朝廷。
可各省的京餉，杳無音信。隻是在八月二十日，日升昌總號收到湖南藩庫電彙來的十一萬兩京餉，除此之外，再沒有動靜了。
西幫各大號的駐京老幫，也陸續來到太原。為把握時局，彼此少不了聚會計議，儼然將京師的彙業公所搬到太原了。李宏齡自然也在太原省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