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船招商局初辦之時，承辦者意見很不一致，盛宣懷主張商辦，其他人主張官辦。盛的意見最後被否決。招商局成了招商官辦性質的輪船航運局，主要任務是運漕糧。由於官辦輪運從一開始就暴露了它的局限性，即僅僅送漕糧，不攬載客貨，起不到與洋商爭利的作用，所以也難以持久。開辦僅幾個月，招商局就維持不下去了，隻得轉而籌議商辦事宜。於是，盛宣懷又為招商局重擬了章程，裏麵貫穿著為商人設身處地著想的精神，體現了“先顧商情”的原則，即商股商辦。根據新章程，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鴻章派人赴上海，招致殷實公正紳商，參與招商局的經營。由於盛宣懷具有“官”、“商”兩種特性，既有“官”的身份，又因主張商辦而使“商”的傾向性十分明顯，所以李鴻章起初想讓他總辦招商局，欲借重他聯絡官商，起個中介作用。盛宣懷自己也躍躍欲試，準備做總辦。但後來李鴻章考慮到招股集資，主要是麵向買辦商人，而盛宣懷未做過買辦，與這方麵人缺乏聯係，他的集資關係是在封建官吏和士紳方麵。以是之故，李鴻章任命大買辦唐廷樞為招商局總辦，盛宣懷隻做了個會辦。不過他這個會辦要兼管漕運和攬載二事，地位還是相當重要的。
（1）戰勝外國輪船公司
輪船招商局成立伊始，即遇到一個主要競爭對手——美國旗昌輪船公司。該公司曆史久，實力強，欲以其優勢擠垮新出現的招商局，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它把運費減至一半或六七成，通過壓價競爭的方式排擠招商局。招商局雖力量薄弱，但官商協力，團結一心，克服了重重困難和壓力，不但沒有垮下來，反而稍有贏利。而旗昌公司在競爭中並沒有得到好處，“力撐一年，暗虧已重”，百兩股票價格跌至六七十兩，損失慘重。招商局對旗昌的勝利，盛宣懷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始終堅持以我為主、協同振作的方針，強調招商局是主，旗昌為客，主占地利人和，隻要團結一致，協力進取，定能變不利為有利，反敗為勝。有了這種精神，雖然旗昌有資本2印萬兩，招商局資本僅數十萬兩，力量懸殊，但招商局還是使旗昌認了輸，並購買了旗昌船產，將其吞並。
收購旗昌是盛宣懷經辦的一件大事。議買旗昌船產時，會辦徐潤與盛宣懷有些分歧，於是盛宣懷請示了兩江總督沈葆禎，最後定下“購買”這一大前提，徐潤代表招商局與旗昌協議，簽下草約，正約則由盛宣懷完成，籌款付錢也是盛宣懷“一人之功”。收買旗昌壯大了招商局的力量，增強了它在航運競爭中的實力。
收並旗昌後，招商局麵對的主要競爭對手改為英商太古輪船公司與怡和輪船公司。為了擠垮招商局，太古、怡和仍采用旗昌的手段，即降低運費以為招徠，結果同樣沒有達到目的。之所以如此，除了由於招商局業務不僅有攬載客貨，尚有漕米運輸，而且各項費用均比洋商節儉外，也與盛宣懷等人的競爭指導思想有關。盛不畏洋商，從民族資本的利益出發考慮洋商的特性，認為彼既為謀利而來，就不可能長期折價運輸，而招商局卻有條件長期與之較量，因為招商局隻要運3個月漕糧，收入即可維持自身將近一年的費用，所以長期競爭下去，首先對洋商不利。他預見到“太古爭衡，勢亦不久”。這種指導思想就是招商局競爭取勝的精神保證。果然，時間一長，太古、怡和堅持不下去了，被迫在光緒三年（1877年）冬，與招商局簽訂了第一次齊價合同。
（2）及時進行內部整頓
在招商局戰勝了太古、怡和的競爭並已站穩腳跟的情況下，盛宣懷開始把工作重心放在對招商局內部的整頓上。他先是針對招商局存在的問題提出整頓意見8條，後又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所擬《整頓招商局條陳》，發表了招商局的弊源和救弊之法的意見。盛宣懷所提之法的根本著眼點在於增加贏利。為此他建議首先要購造先進的新式輪船，免除招商局曆年所購船隻價昂、破舊、耗煤多、行駛慢的弊病，把這些舊船酌量減價陸續出售，將售得之款存放起來，以備隨時購進耗煤少、行駛快、裝貨多的新船。這種救弊之法，就是降低消耗，增加效益和利潤，達到競爭對手目的的資本主義經營之法。其次他建議不任用洋人管事，以省開支。招商局創設，他就主張戒用洋人管事。收並旗昌後，洋人隨同旗昌船產一起移交過來。這些洋人工資很高，但做事不力，浪費較太，所以盛宣懷極力想把他們“斥退”出局。再次他主張不準任用私人，凡屬局員之親戚本家，均應避嫌辭職。盛宣懷的這些建議與主張對於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加強競爭能力都是有益的，符合近代企業經營原則。
盛宣懷所提的改進意見，基本上得到清政府的認可，實行後，對招商局起了良好的作用，這可從1878～1881年間的贏利情況得到說明。4年裏，招商局共得運費1300餘萬，扣除修船費、官利及提存保險外，淨得盈餘200餘萬。全局30艘輪船，也全部折舊換新。與以往相比，招商局取得了了不起的進步，這其中自有盛宣懷謀劃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