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影響因素指標的描述性統計
下麵列出了本地嵌入影響因素指標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果以均值大於4為較高分值的話，則隻有人事自主權達到。其餘都與中間值“3”接近，或遠低於“3”。尤其是“戰略性資源”（1．6370）和“知識性資源”（0．3138）兩種戰略動機、“自由品牌”（0．2822）和“自主研發”（0．2697）兩項價值活動，四個指標項目分值很低。可見，許多跨國公司的投資動機仍然是出於對基礎性資源（如低勞動力成本、廉價土地水電和交通運輸條件等）的追求；而且在當地所從事的價值活動，側重於加工或代工生產，創新研發等知識創新性價值活動環節仍有限。
（四）本地嵌入實體要素各維度的配對T 檢驗
這裏對地理嵌入、關係嵌入與結構嵌入三個維度各分別在上下遊與非上下遊兩個指標，進行配對T 檢驗。目的是比較垂直方向（即上下遊）與水平方向（即非上下遊）的本地嵌入的程度差異。統計結果，可以看出上下遊地理嵌入和上下遊關係嵌入都在0．05水平上，都分別顯著高於非上下遊地理嵌入和非上下遊關係嵌入。上下遊結構嵌入和非上下遊結構嵌入之間在0．05水平上沒有顯著差異，而在0．1水平上則基本有顯著差異。這表明了垂直方向的本地嵌入程度通常高於水平方向的本地嵌入。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認為，在探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至少在杭州和東莞）的跨國公司本地嵌入中，垂直方向應該比水平方向更為關鍵，而垂直方向更代表上下遊產業的接近性，也就是說基於產業接近性的本地嵌入更易形成。
二、杭州與東莞的比較分析
（一）本地嵌入程度與模式比較
有關杭州和東莞的跨國公司本地嵌入指標的方差分析結果。
從本地嵌入程度來看，①杭州和東莞兩地在本地嵌入所有效應指標在0．1水平上都沒有顯著差異①。②在本地嵌入實體要素指標方麵，杭州顯著高於東莞的指標有：地理嵌入1（零部件供應商）、地理嵌入3（生產設備供應商）、地理嵌入4（生產信息來源）、地理嵌入5（技術信息來源）、地理嵌入6（管理信息來源）、地理嵌入7（市場信息來源）、關係嵌入1（供應商）、關係嵌入2（客戶）、關係嵌入3（科研院校）、結構嵌入1（供應商）、結構嵌入2（客戶）、結構嵌入3（科研院校）、結構嵌入4（政府機構）、結構嵌入5（同行）、結構嵌入7（網絡範圍）、成員嵌入3（本地企業機構）。③東莞沒有任何指標顯著高於杭州。
至於本地嵌入的模式，從杭州的本地嵌入3（本地企業機構）來看，投資杭州的跨國公司與本地企業合作關係比例顯著高於東莞，由此判斷杭州地區更偏向於采取“重建網絡”模式②。
（二）本地嵌入影響因素比較
有關杭州和東莞的跨國公司本地嵌入影響因素的方差分析結果。
從表中可以看出： 杭州顯著高於東莞的指標有價值鏈類型（即杭州比東莞更多的跨國公司屬於生產者驅動型）、自有品牌、自主設計、價值活動範圍、戰略資源、自主權七個指標（生產活動、采購活動、研發活動、營銷活動、財務活動與戰略管理活動）、地理性環境；②東莞顯著高於杭州的指標有投資方式（即東莞比杭州的跨國公司更多采用獨資投資方式）、基本性資源；③兩個地方沒有區別的指標有知識性資源、人事自主權、經營時間、創新性環境、製度性環境。
由此可見，與東莞相比，杭州在跨國公司內部因素和全球價值鏈因素上都有較高的水平。相對來說，在本地區位因素方麵，兩地沒有太多區別；其中，在地理性環境方麵，東莞優於杭州。總的來說，位於杭州的影響因素現狀優於東莞。這與上一小節得出的結論，即杭州跨國公司的本地嵌入程度多高於東莞是相一致的。這預示本書理論分析所提出的本地嵌入影響因素與本地嵌入指標在實證上存在著某種影響機理。這將在下一節的回歸分析中展開。
三、本地嵌入內在路徑的統計結果分析
這裏我們分別以本地嵌入的效應要素（信任、網絡文化、信息共享和網絡主控權）為被解釋變量，以本地嵌入實體要素（地理嵌入、關係嵌入、結構嵌入和成員嵌入）為解釋變量，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解釋和識別本地嵌入的內在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