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同桌偷了家裏的錢，給我買了一支同樣的鋼筆。拿到新鋼筆後，我怕極了，晚上做起了噩夢，噩夢的情節千篇一律：我的陰謀被老師和同學們識破，大家疏遠我，指著脊梁罵我，說我小小年紀坑人害人，道德敗壞，我沒臉再上學，沒臉再見人……當然，這隻是個噩夢，我的陰謀其實並沒被人發現。可是，直到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這件事兒還在噩夢般折磨著我，使我每每憶起都會生出很多愧疚。於是，那年回家過春節，我專門將同桌請到家，當麵揭露自己當年的醜行，並向同桌道歉，同桌聽後莫名其妙，居然問我，有這回事兒嗎？同桌已全然忘卻，但我卻始終不能放下包袱，由此，我認定自己不是一個能搞政治的人，也成為不了一個好的生意人，搞政治要說謊，做生意要耍奸，這兩種素質我都不具備，因此，私立學校成立後，我退出經營，隻留了股份，我知道，我什麼也幹不成，隻能寫文章了！”
王士君侃侃而談，話說的越來越直，越來越不加修飾，好像坐在他對麵的人不是一局之長，而是他的一名小學生。他接著說：“當個好官能青史留名，當個好商人能扶危濟困，而像我這樣的人，即使做個文人也未必就合格，因為，我貢獻給世人的思想總是與世俗格格不入！”
王士君果然有自知之明。我笑了，招呼王士君喝酒，就這樣，我們又共同飲了幾杯。我忽然心血來潮，想聽聽王士君這個書呆子對我是個什麼評價，便問：
“士君，你對我也算是比較了解了，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還算個好官嗎？”王士君看著我，沒有正麵回答：“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你認為呢？”
酒力開始發作，我想說話，便拉開長篇大論的架勢，對王士君說：“我認為，官的好壞是相對的，也是有局限性的，世上的人和事，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李鴻章是個賣國賊，罵了多少年，可現在有人卻說，李鴻章辦洋務，是近代史上最早的改革開放，你能說李鴻章這個官是好還是壞……”
客廳裏的電話響了起來，鳳蓮從廚房冒出來，一溜小跑奔向客廳。我剛要接著說下去，王士君打斷了我的話，粗著脖子紅著臉說：“胡局長，現在人們的思想亂就亂在這裏，思想多元，觀念也多元，就像你一樣，沒有了好壞香臭和是非準則，讓我說，好官壞官還是有標準的，關鍵是要看他的出發點！官之所以為官，是對民而言的，一切為民著想的官，就是好官，這個標準永遠不能變……”
客廳裏傳來鳳蓮的聲音：“士君，找你的！”王士君愣了一下，不情願地站起來，一邊向客廳走，一邊激動地回頭對我說：“一切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不顧人民死活，貪汙腐化……”他梗梗脖子，咽下了後邊的話，抄起電話柄，“喂！你好！哪位……”
不知是酒的作用還是受到了王士君話語的刺激，我的臉熱辣辣的，似乎有火苗兒從毛孔裏滋出來，我掏出一根煙，點燃，吐一口，透過嫋嫋飄動的青煙，默默地望著王士君。
王士君靜靜地聽著電話，忽然高興地叫了一聲：“好家夥，怎麼會是你呀……想起給我打電話了……怎麼？”
王士君回過頭，有點吃驚地看著我。我的心忽地提了起來，暗想，這個電話莫非與我有關……我的猜測不幸而言中。果然，王士君對著電話嚷：“老弟，你找胡局長，怎麼找到了我這兒了……”
我的心如鼓一樣擂動，瞪大眼睛望著王士君。王士君靜靜地聽了一會兒電話，忽然笑了：說“‘某局長’就是胡局長嗎？中國的局長星星一樣多，你怎麼……你那是瞎猜……好了好了，這樣，你先等一下！”
王士君手捂著電話聽筒，伸長脖子，小聲對我說：“找你！接不接？”我倏然站起，緊張地問：“誰？”王士君將另一隻手在嘴邊圈成一個喇叭筒：“老魏，魏平川！”我的心放了下來，下意識地用手抹了一下額頭，向電話機走去，邊走邊想，魏平川怎麼會知道我在這兒？在我即將從王士君手裏接過電話的那一刻，王士君笑著對電話裏嚷：“老弟，‘某局長’來了，他先跟你講話……我說，你也學學人家某局長，就當一回楊子榮，也到咱這深山裏來問問苦……”他這樣打著哈哈，把電話遞給了我。
我接過電話，沉吟片刻，小心翼翼地問：“是老魏……”魏平川也小心翼翼地問：“是老胡？”我說：“是！”又問，“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魏平川輕描淡寫地說：“王士君告訴我的！”“怎麼？”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