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君的名字再一次跳入我的眼簾，我的心頭驟然一亮。
我搭上了一輛去龍潭山風景區旅遊的外地車……我知道，像我這樣負案在身的逃犯，姑姨娘舅、親姐熱妹是不能投靠的，走動緊密的摯朋好友也不能投靠，警眼所及，那裏也許正洞開著一張張捕獲的法網。而在我的社會關係、交際範圍中，王士君與我不親不近，不即不離，互有恩澤，彼此尊重，屬於那種淡淡如水的君子之交，由於文人儒商與為政官員觀念上的差異，我們很少坐在一起推杯換盞，稱兄道弟。我自信，這種不顯山不露水的君子之交，是絕難納入警方視線的。
回想起來，我與王士君的相識還是經魏平川介紹的。八年前，我還是規劃局的副局長。當時，魏平川經我推薦已從信訪局調到了市紀委，為了報答我的知遇之恩，他想盡了辦法。有一天，他帶著一名呆頭呆腦的記者來到我的辦公室，大誇那個呆人是“定陵第一筆”，大誇我為定陵城市規劃立下的汗馬功勞，死乞白賴非要讓那個呆人給我寫一篇報告文學。作為副職，我深知官場中的規矩，麵對魏平川的好心很是為難，我並不想突出自己，就把那人介紹給了局長。沒想到，局長非常重視，專門召開了一個座談會，介紹局裏的工作，那個被稱為“定陵第一筆”的呆人也下了工夫，隨我在局裏采訪了三天，推出一篇全麵介紹定陵市城市規劃的錦繡文章，整版登在了《定陵日報》上。此文不僅盛讚定陵城市規劃的超前性、科學性，還盛讚了局領導班子的“火車頭”作用；局長的“領頭雁”作用；我的“參謀助手”作用。那時，定陵市還沒有晚報，日報是唯一的市內黨報，此文一登，規劃局的工作在市裏掛了號，市裏高興，局裏也高興，恰巧，那年局一級班子換屆，我不能說我由規劃局副局長升遷為建設局局長是因為那篇文章的緣故，但我敢肯定的是，那篇文章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
從此，我領教了筆杆子的厲害，我記住了那呆子的名字——王士君。就在我即將到建設局走馬上任之際，王士君紅頭漲臉地找到我，求我為他辦了第一件事。那件事對我說來很小很小。
王士君與六個股東出資辦了一所私立中學，在高新技術開發區買了三十畝地，地鄰是鵬遠房地產公司即將開發的五十畝住宅小區。鵬遠的住宅用地買的早，規劃局已經批準了建房規劃，然而由於建房資金不到位，鵬遠的住宅建設一直沒有動工，王士君與六個股東的私立小學購得土地後，發現鵬遠的住宅樓規劃到了緊挨私立中學的邊緣。按照城市樓房建設的有關規定，私立中學的教學樓要保證住宅樓的采光，就必須在自己的用地上前移十幾米，這樣前趕後錯，原本可以建三棟教學樓的地皮就隻能改做兩棟，這樣，私立中學就吃了大虧。可是由於鵬遠購地在先，住宅規劃已經批準，很難更改，私立中學又不願吃這個啞巴虧，於是，王士君便找到了我。
士君有恩於我，這個忙我自然要幫。於是，我略施小計，收回已經批準的鵬遠住宅建設規劃，重新做了修改，這一改雖然使我從此與鵬遠結了怨，但卻為王士君等人的私立中學增建了一棟教學樓，挽回了十幾畝地、上百萬元的損失。
這對王士君來說是天大的事兒。王士君無以回報，在我就任建設局局長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他在《定陵日報》《定陵晚報》發表為我個人樹碑立傳的文章達十幾篇之多。由此，我所帶領的建設局聲名遠播，年年被評為市裏的先進。
當然，那些年我也沒少給王士君辦事兒，因為互恩互澤是我的為人原則。說實話，我並不想與王士君這樣的人交朋友，可是，後來的工作實踐告訴我，官場政客離不開“槍杆子”和“筆杆子”，改革開放時期，所謂“槍杆子”就是“印把子”，就是要結交有權的、能掌握你命運的人，紀檢幹部就屬這一類；而“筆杆子”就是王士君這樣的文人朋友，沒有他們的妙筆，你就永遠成為不了一個有為的官員。這就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