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孔子帶領弟子們在魯桓公的廟堂裏參觀，看到一個特別容易傾斜翻倒的器物。孔子圍著它轉了好幾圈，左看看，右看看，還用手摸摸、轉動轉動，卻始終拿不準它究竟是幹什麼用的。於是，就問守廟的人：“這是什麼器物？”守廟的人回答說：“這大概是放在座位右邊的器物。”孔子恍然大悟，說：“我聽說過這種器物。它什麼也不裝時就傾斜，裝物適中就端端正正的，裝滿了就翻倒。君王把它當做自己最好的警戒物，所以總放在座位旁邊。”
孔子忙回頭對弟子說：“把水倒進去，試驗一下。”子路忙去取了水，慢慢地往裏倒。剛倒一點兒水，它還是傾斜的；倒了適量的水，它就正立；裝滿水，鬆開手後，它又翻了，多餘的水都灑了出來。孔子慨歎說：“哎呀！我明白了，哪有裝滿了卻不倒的東西呢！”子路走上前去，說：“請問先生，有保持滿而不倒的辦法嗎？”孔子不慌不忙地說：“聰明睿智，用愚笨來調節；功蓋天下，用退讓來調節；威猛無比，用怯弱來調節；富甲四海，用謙恭來調節。這就是損抑過分，達到適中狀態的方法。”子路聽得連連點頭，接著又刨根究底地問道：“古時候的帝王除了在座位旁邊放置這種鼓器警示自己外，還采取什麼措施來防止自己的行為過火呢？”
孔子說：“上天生了老百姓又定下他們的國君，讓他治理老百姓，不讓他們失去天性。有了國君又為他設置輔佐，讓輔佐的人教導、保護他，不讓他做事過分。因此，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設置側室之官，大夫有副手，士人有朋友，平民、工、商，乃至幹雜役的皂隸、放牛馬的牧童，都有親近的人來相互輔佐。有功勞就獎賞，有錯誤就糾正，有患難就救援，有過失就更改。自天子以下，人各有父兄子弟，來觀察、補救他的得失。太史記載史冊，樂師寫作詩歌，樂工誦讀箴諫，大夫規勸開導，士傳話，平民提建議，商人在市場上議論，各種工匠呈獻技藝。各種身份的人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勸諫，從而使國君不至於騎在老百姓頭上任意妄為，放縱他的邪惡。”
子路仍然窮追不舍地問：“先生，您能不能舉出個具體的君主來？”孔子回答道：“好啊，衛武公就是個典型人物。他九十五歲時，還下令全國說：‘從卿以下的各級官吏，隻要是拿著國家的俸祿、正在官位上的，就不要認為我昏庸老朽就丟開我不管，一定要不斷地訓誡、開導我。我乘車時，護衛在旁邊的警衛人員應規勸我；我在朝堂上時，應讓我看前代的典章製度；我伏案工作時，應設置座右銘來提醒我；我在寢宮休息時，左右侍從人員應告誡我；我處理政務時，應有瞽、史之類的人開導我；我閑居無事時，應讓我聽聽百工的諷諫。’他時常用這些話來警策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不至於走極端。”
善於聽取忠告是領導者的魅力之一，被稱為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可以說是這方麵的典型，他將敢於直言的魏征視為自己的一麵鏡子。我們如果關注過曆史就不難發現，明君、賢臣都善於“納諫”，因而他們較少犯錯，也才能流芳百世。世界富豪比爾？蓋茨曾經說過：“在我們取得了一些成就的時候，如果還能有人給我們提建議與忠告，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隻有傻瓜才固執地不聽別人的建議。”確乎如此，千金難買一句真言，何況還是對我們事業有所幫助的忠言，一味拒絕的人恐怕真要成為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