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趙光弟是否把我的內心感知，傳遞給了張麗華，但是兩天之後，我的第六感覺感知的不幸應驗了：那天是1970年農曆三月十三，正是我的三十八歲生日，白天在工地上幹著為製磚打坯備土的活兒時，灰蒙蒙的天上已然飄起蘆花般的雪片，直到入夜，落雪還沒有停止。農曆三月十三，已是陽曆4月上旬，向陽的牆角窗根已然冒出綠茸茸的草芽，4月飛雪，在北國大地上是罕見的，但不知是老天爺悲天憫人，還是偶然巧合，落雪之日，正是我的生日，所以事隔多年，我對這一天牢記不忘。
那天入夜之後，我心中千頭萬緒久久不能成眠。我記起了在1960年的11月，我和她被《北京日報》送勞動教養的前夕，我在長安戲院看了關漢卿的《竇娥冤》（又名《六月雪斬竇娥》），值此我生日之際，老天突降暮之雪，是不是要發生什麼不測的事情？“小黑子”全然不知我內心的不安，背對著我早已入睡，並發出輕輕的鼾聲。大約到了午夜時分，窗外突然傳來匆匆的腳步聲，腳步聲中還摻雜著獄醫何大夫與什麼人對話的聲音，雖然我沒聽清他們說些什麼（獄醫何大夫講一口地道的山西雁北話），卻立即本能地把窗外的響動與張滬的命運聯係了起來。深更半夜誰找獄醫？獄醫又為誰看病？勞改幹部看病有幹部醫生，用不著來找獄醫，那麼獄醫午夜出診，當然是勞改成員中的張三或李四，生了什麼急病。我左猜右想，最大的可能是反省號子中的她，當真出了什麼險情。
我想搖醒酣睡中的“小黑子”，為我去探聽一下，伸出的手掌已到他臉側，我又把手收了回來：萬一不是張滬，不是攪了趙光弟的睡夢嗎？他是肺病秧子，叫醒他實在有些於心不忍。我就是在這恍恍惚惚的猜疑之中，閉合上雙眼的。大概到了拂曉時分，門外又傳來了大頭鞋“咕唧、咕唧”的踩水聲響（春雪化成了水），接著有人推門進來，隨著手電筒的閃亮，耳畔傳來一聲吆喝：“起來！”
我和趙光弟從炕上爬了起來。趙光弟睡眼惺忪地望著來者，我則看清了進來的人是支“左”的吳排長和廠部負責內勤的郭幹事。
“你先出去。”吳排長命令趙光弟迅速穿衣離室。
我此時已完全明白了：吳排長和郭幹事是為我而來。還用問嗎？一定是張滬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忙忙亂亂地穿起衣褲，坐在炕沿上等待著關於她的噩耗。可是待趙光弟離屋之後，吳排長和郭幹事並沒有對我多說什麼，隻是叫我先打開我和她的那隻破木箱子。
“吳排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終於按捺不住惶惶不安的心情，“是不是她……她……”
吳排長平日是個喜歡與勞改隊中知識分子交談的人，曾與我聊過“樣板戲”什麼的，此時臉上卻沒有了往日的微笑，對我的提問不作回答。我又把求索的目光轉向了郭幹事，因為昔日我回北京探親時，他曾托我給他代購過布料，也算是生活上有點兒接觸的幹部。他悲憫的目光與我的目光相撞了一下，便低頭去檢查我的木箱。
破木箱裏都是書。那是早在1963年我在團河農場勞改時，場部退還給我的。
吳排長說：“這些書我們要檢查一下。”
我說：“《北京日報》早已檢查過了。”
“現在是文化革命，一切要重新審查。”
我能說什麼呢！每天忙於修理地球，書已然是我們身外之物，全部拿走還能減輕我的一點兒負擔。在吳排長往麻袋裏裝書之際，郭幹事從口袋裏掏出一副手銬，“哢嚓”一聲給我戴在了手腕上。
無需多說，我一切都明白了。黎明時來搜書，並給我戴上手銬，誘因不是我，肯定張滬發生了什麼問題，聯想起何大夫的匆忙腳步，我斷定張滬又走上了輕生的絕路。
吳排長看了看戴上手銬的我，低聲說了一句：“從維熙，你要麵對現實，心往開處想。別鑽牛犄角。”
“她是活著，還是死了？”我眼中無淚，心中卻承受著剜心之痛。
“正在搶救，你做最壞的精神準備！”郭幹事見軍管的吳排長開了腔，才“囁嚅”地向我吐露一點真情，“無論發生了什麼情況，你千萬要以理智對待。”
之後，我被帶離我的那間屋子，手捧著鐵鐲子進了嚴管號。
我捶牆。
我痛哭。
剛才被驚愕占據了心靈的我，此時眼淚如同開了閘門的小河，淚水濕了我的雙腮。嚴管號裏共關著四五個“同窗”。班長就是演繹過李建源君“領口”和“袖口”問題的傅××。天才蒙蒙亮，嚴管號的成員還在床上睡覺，突然塞進一個我來，已然使他們驚異不已。我捧著手銬捶牆大哭，迫使嚴管號的成員隻好提前起床。
“喂！你還是放老實一點為好。”傅××終於第一個開口了，“這兒是嚴管號，你可得識點時務！”
我仍然把牆捶得山響。
傅××一步從炕沿上躥了過來，從身後猛地一拉我的胳膊，我踉踉蹌蹌地後退了幾步，坐倒在炕角上。這時，我才發覺手腕有些火燒火燎，低頭一看，那副鐵鐲子已然磨壞了我的手腕，鮮血洇出了肉皮。
我無力再掙紮了，好像剛才那短短瞬間，我用完了我的全部力氣，宣泄了我的全部悲憤。我的思緒成了一團亂麻，傅××再訓斥我什麼，我一律充耳不聞。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在北京那間低矮小屋中的母親和兒子，老母親將失去兒媳，小兒子將失去母親，這一老一小遠在北京，不會知道在晉陽大地上發生的一切……我不禁恨起“小耗子”張麗華來，趙光弟已然把張滬無懼於死亡的秉性傳遞給了她，她怎麼還能有監管中的疏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