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維森驚奇地看了看我：“你怎麼有這個想法？”
“他挺孤獨的，總是一個人。”
董維森對我笑笑：“你們別幹越界的事，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他是……”
董維森隻是對我搖搖頭：“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亂管閑事。”
我的索密無果而終。但是我通過董維森的回答，更加明確了一點：那老人一非農場幹部，二非世上凡人。世上的人都有一種好奇的心理，越是不可知的東西，越是吸引人的探求欲望；特別我們處在無事可做的時候，破譯這個老者的生命密碼，便成了我們幾個同類勞動之餘的“副業”。尤其是我，昔日文學的職業本能，總在支持我不自覺地進行求索。有時，我站在水塘這邊，向那邊凝神張望，想從那頂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個子不高，行動帶有一點斯文，隻有在久久無魚上鉤的時候，他才抬起頭來，朝對岸的桃林遙望。有一次，我從桃林中回到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著水塘邊漫步。我停步於看守房外，與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揚起頭上的草帽，朝我揮動了一下。我當時隻顧看清他的臉，一時之間沒有作出反應，當他把草帽重新戴在頭上時，我才朝那老者舉了舉手中的噴槍（給桃樹噴藥的工具）。這是我對他惟一的一次審視與觀察：他好像情緒並不壞，微笑之間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張臉，可是他朝醫院的方向走去了。
直到我有一次回京，去我老嶽父家中時，無意間談起這件事。沒想到他敏感地說出了一個使我吃驚的名字：是不是潘漢年喲！
老嶽丈名叫張宗麟，是1928年入黨的上海老地下黨黨員，後來去了延安。在上海的時期，與潘漢年有過不少的交往。他告訴我，上海地下黨在30年代籌劃出版《魯迅全集》的時候，潘漢年做了不少組織工作，而我的嶽丈出任的是出版經理（關於張宗麟的情況，在本書第一部中，已有簡述。張滬正在著手寫她父親的回憶錄）。他之所以想到了這個人可能是潘漢年，不僅僅是根據我說的情況。有黨內的老朋友告訴他，潘漢年目前剛剛從監獄中假釋出來不久，由公安部在北京市郊的某個地方進行監護，這完全符合我目擊到的情況。老嶽丈還告訴我，潘是一個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產黨人，大約在1955年春天，毛澤東簽署了對潘漢年的逮捕令，他是在北京飯店被抓走的。
當時我隻知道潘漢年曾任上海市的領導，對老嶽丈講的許多事情一無所知。記得，在當天的飯桌上，老嶽丈因多喝了幾杯紹興黃酒，借著酒興對我說了延安“搶救運動”的往事，說到最激動之處，老人竟然涕零淚落。我的老嶽母幾次製止他再說下去，怕我在勞改隊內失言惹是生非。
在我告辭時，老嶽丈對我說道：“你和阿滬受的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們應當想得開一些。想想那些比你們承受更大的冤枉的人，你們就會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的勇氣。”老人的這一席話，我一直銘刻於心——並寫信給張滬，曲裏拐彎地告訴她家中老人的意思。
但是河對岸的那位老者，到底是不是潘漢年，當時沒有可能得到結論——直到我平反以後，去團河農場訪故時，我向場方詢及這一問題時，場方才明確地回答了我——在桃園水塘旁邊垂釣的老者，正是潘漢年，當時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園對岸醫院旁邊的小院裏。據接近他的幹部告訴我，當時他除了垂釣之外，還愛擺弄魯迅先生送給他的全套俄國作家果戈理《死魂靈》的木刻。這是出於潘漢年懷念魯迅，還是那一幅幅《死魂靈》的木刻，使他對人生有什麼聯想？在寸步之外勞動的我，沒有與潘漢年交談的機緣，不能妄自推斷他看《死魂靈》時的心態；但是隔河揚起草帽，對我友好地一笑，也算是一種緣分吧（後來我們這些老右於1969年秋重回茶澱。他更是厄運難逃，於1967年初重返秦城監獄！）。
由於這塊地方風光不錯，後來林彪出逃之後，涉及到海、陸、空軍軍種的幾十號人——其中包括被林立果選中的“妃子”美女張寧，都被弄到團河來接受過審查。那時候他們住在桃園旁邊的雞舍，勞動基地卻是在桃園。總場技術員雲照洋告訴我，張寧當時特別愛默默流淚。雲照洋曾詢問她為什麼，張寧說她想南京，想念她的媽媽——有這麼多曆史風雲的過客，在我勞動過的桃園留下感傷和悲哀，以及苦澀的曆史背影，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