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法的日本在涉及領土取得上的行為，是否合乎當時有效的歐洲國際法。而這個重要問題，恰恰在日本政府的那個文件中被回避了。
（二）世紀至 0世紀德語區史地學者關於釣魚島的記載探討日本於 1895年 1月 14日在涉及領土取得上的國際交往行為是否合乎當時有效的歐洲國際法問題之前，先考察一下作為現代國際法發源地歐洲德語區在 1895年 1月 14日之前刊行的涉及釣魚島的地圖及文獻，再對比一下作為日本地方立法機關的石垣市議會通過的、反映並體現在日本中央政府涉及釣魚島國際交往行為主觀事實基礎之《關於“尖閣諸島”領有權的基本見解》中的五個“事實”中的第一個：日本慎重地確認釣魚島沒有受到清朝統治的痕跡。
1800年，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著名出版社——沙爾巴赫出版社出版的德語區權威地圖冊，德語區學界簡稱《施安卜地圖冊》，收錄了施安卜早在 1786年 就出版過的一幅涉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地圖《亞洲地圖之第二部分》。在該幅地圖中，琉球西南端八重山群島北麵，印有麵對北邊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呈凸弧線排列的德文“ Diese Inseln gehoeren dem Koenig von Likeyo”（“這些島嶼屬於琉球國王”），它表示該朝北的凸弧線之南的八重山群島屬琉球王國；而該呈凸弧線排列的德文文字以北的，以漢語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音譯（ Hao-yu-su， Hoan-oey-su， Tsche-oey-su）標注的釣魚島群島，就被明白無誤地標示在該中琉呈向北方凸起弧線排列的德文分界線西北側的中國境內。這就是說，德語區地圖學家早在 18世紀就認為中國依據當時的國際法取得了釣魚島主權。與法國來華傳教士宋君榮（ Antoino Gaubil）於 1758年在巴黎出版的第一幅由歐洲人根據徐葆光出使琉球帶回來的地理知識《施安卜地圖冊》德文為 Allgemeiner Grosser Atlas， herausgegeben von F。 A。 Schr。mbl， Phil。 Jos。 Schalbacher Verlag， Wien， 1800.該地圖冊中涉及釣魚島群島的圖頁之出版年代信息標注在該圖頁左下角的出版說明中： “MDCCLXXXVI Zu finden in eigenem Verlage in Wien， 1786”（“1786年由維也納沙爾巴赫出版社出版”），這表明了雖然《施安卜地圖冊》於 1800年出版，但涉及釣魚島群島的地圖冊初版於 1786年，也就是說《施安卜地圖冊》再版了 1786年版的涉及釣魚島群島的地圖。
有一個重大進步，即施安卜在地圖中標注了由德文文字構成的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與琉球王國南部八重山群島（即中國與今日的日本石垣市）的分界線，它明確地將釣魚島及其主要附屬島嶼界分在中國境內，而不是在琉球王國南部島嶼的八重山群島之內。
1843年，德國哥達市的佩泰斯出版社（ Verlag Justus Perthes）刊行了一幅《中國與日本地圖：獻給丹必勒及克拉珀羅特團隊》（Karte von China und Japan： den Manen d’Anville’s und Klapproth’s gewidmet）的彩色地圖。在這幅地圖中，釣魚島群島中的三個主要島嶼 I。 Tiaogu su（即釣魚島， I為德文“島”的縮寫），I。 Haopin su（黃尾嶼）以及赤尾嶼（似因較小而僅被標示為 Fels，即岩石），被標注在由文字“ Lieu Khieu oder Riu Kiu”（注： Lieu Khieu是漢語稱謂“琉球”的德文音譯，而 Riu Kiu是日語對漢語“琉球”音譯的德文音譯）構成的作為中琉分界線的曲線西北側的中國境內，顏色與琉球的顏色也不同。
德國學者西鮑爾德是一位在日本和德國，乃至在歐洲、美國都享有很高聲望的日本學奠基人和權威，他為歐洲日本學研究作出的貢獻之一，是由其兒子們整理出版的《日本》一書。 在該書第一版出版的 19世紀中葉至 1900年間的約五十年裏，荷蘭、德國、奧匈帝國、英國和美國的約六十種報紙刊登
了對該書的書評。 西鮑爾德在 1851年根據日本人的原始地圖和天文觀測自費出版了一本涉及東亞、東北亞並且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地圖及海圖集，其中第 5頁標出的琉球王國南部島嶼不包括釣魚島。 該書中的地圖不僅證明了釣魚島不屬於琉球王國，更重要的是西鮑爾德還留下了釣魚島屬於中國的間接文字記載。西鮑爾德在另一本於 1852年出版的對上述地圖海圖集進行注釋的書中明白無誤地標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中部分島嶼的西文名稱 Tiaoyusu（釣魚島）、Hoangoùcysu（黃尾嶼）、Tchehoeysu（赤尾嶼），是沿用法國來華傳教士宋君榮 在其地圖中根據中國南方方言轉譯的島嶼名稱 ；同時，在另一表格中，西鮑爾德列出了沿用宋君榮將釣魚島音譯的中文名稱、釣魚島和赤尾嶼的經緯度及當年曾觀察到釣魚島的歐洲人人名；在該表格最右端一欄題為“水文地理注釋”項下的關於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文字表明，西鮑爾德確認，在他所檢獲的日本原始地圖上沒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他隻不過為了使該表格更加完整而列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西鮑爾德對日本與中國當年對琉球地理的認識有一個客觀的評價： 1609年薩摩入侵琉球後，日本人才更多地了解了琉球的北部及中部島嶼；由於當年日本與琉球的貿易往來主要是由薩摩進行的，從日本其他地方前往琉球很不方便，也許這就是在我們（歐洲人）了解的範圍內為什麼直至 18世紀末，日本相對來說缺乏琉球地理信息的原因，並且，在那本寫於 1785年的、常常
被提到的 Sankon tsuran dsuki的日文圖書裏刊載的琉球地圖，在質量上比中國官員、學者徐葆光於 1719年繪製的琉球地圖相差甚遠。 此外，西鮑爾德寫道：中國和日本自 7世紀以來就已經知道琉球群島及其居民，但是僅僅在 18世紀初人們才獲得這個島嶼王國的詳細信息；人們要感謝中國學者徐葆光帶來的這些有關琉球的最值得關注的信息，他是康熙皇帝於 1719年派往琉球的使臣；宋君榮和克拉珀羅特（ Julius Klaproth）將徐葆光使琉回來後所著文獻中最具科學價值的內容介紹給我們（歐洲人）；當年日本人對琉球曆史及地理著述相對較少；日本人以前長期滿足於徐葆光繪製的地圖。 值得注意的是，西鮑爾德經由宋君榮獲得的源自徐葆光的琉球地理知識，在本文中，特別是在涉及釣魚島不屬於琉球領土這一點上，得到了西鮑爾德於 1826年從日本宮廷天文官、天文學家高橋作左衛門（ Takahasi Sakusajemon，又名高橋景保 ）那裏獲得的、經官方認可的地圖的印證。
西鮑爾德在日本本土進行了長達 9年的包括涉及日本地理信息的調查研究，其第一手成果被美國軍方認可並引用。作為《探險正式報告》的插圖，美國海軍日本探險艦隊司令佩裏（ M。C。 Perry）將軍，曾令其部下莫裏（ W。L。 Maury）上尉及本特（ Silas Bent）上尉於 1855年繪製了一幅日本地圖，該圖的附注明確指明，此地圖是複製了西鮑爾德繪製的地圖並加以少許改動（注：
險正式報告裏還有一幅琉球地圖（注：該地圖沒有印上頁碼，裝訂在該書第 150頁與第 151頁之間），該地圖同樣也沒有標出釣魚島，也就是說美國軍方亦確認，釣魚島不是琉球王國的領地。
1900年，即 1895年 1月 14日日本內閣會議及中日簽署《馬關條約》的 5年後，佩泰斯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幅涉及釣魚島的地圖《反映直至當代的在中國、朝鮮和日本進行的戰爭之東亞政治軍事地圖：附文字說明：政治－軍事視角下的東亞》。該幅地圖的題名就提示：該地圖反映了至 1900年包括在中國、朝鮮和日本發生的戰爭而導致的領土變更情況。它不僅反映了包括根據甲午戰爭之後的《馬關條約》所導致的中日領土的變更，即中國的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島群島在內的附屬島嶼是依據《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的，同時也反映了台灣及其附屬島嶼釣魚島群島在被割讓給日本後與琉球的分界。具體為：中國的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包括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被劃為日本領土，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仍明白無誤地被標示在德文 Riu-Kiu（琉球）構成的弧形分界線西北側台灣屬地一側，真實地記錄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在甲午戰爭後仍未劃入琉球的事實。這幅地圖的題名從側麵提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在《馬關條約》生效後，被標示在已劃入日本領土的台灣境內符合該條約關於領土變更的條款。 1935年，即 1895年 1月 14日日本內閣會議及中日簽署《馬關條約》的 40年後，德國柏林及萊比錫的哥倫布出版社（ Columbus-Verlag GmbH）出版的《哥倫布世界地圖冊》（Columbus-Weltatlas），將釣魚島及其麵積大一些的主要附屬島嶼（黃尾嶼和赤尾嶼）標注在由文字“ Riu-Kiu-In（japanisch） OD Lu-TSCHU-In（chines。）”［Riu Kiu群島（日語稱謂琉球的音譯）。
日本的台灣與琉球分界線的曲線西北側的台灣境內。
1950年，即在《舊金山和約》簽訂的前一年，德國哥倫布出版社在 1935年出版了世界地圖冊的 15年後，又出版了新版《哥倫布世界地圖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仍被標注於台灣境內。
將上述佩泰斯出版社 1900年出版的地圖以及 1935年、 1950年哥倫布出版社出版的地圖，與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前的施安卜於 1786年繪製的地圖以及 1843年佩泰斯出版社刊行的那幅題為《中國與日本地圖：獻給丹必勒及克拉珀羅特團隊》的地圖聯係起來研讀，任何一位讀者都無法驗證日方主觀認定的關於釣魚島的第一個“事實”，即自 1885年以來，日本政府慎重確認“尖閣諸島”沒有受到清朝統治的痕跡，以及第三個“事實”，即日本認為自那時（ 1895年 1月 14日）以來， “‘尖閣諸島’便成為我國領土南西諸島的一部分”。理由很簡單，因為施安卜於 1786年繪製出版的地圖和佩泰斯出版社 1843年出版的地圖，早已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標示在中國境內——這首先就是中國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享有主權並得到國際上承認的證據之一，它不僅僅是釣魚島在甲午戰爭之前“受到清朝統治的痕跡”；在 1895年 1月 14日過去的 5年之後，德國佩泰斯出版社於 1900年再次出版的地圖和德國哥倫布出版社於 1935年和 1950年出版的地圖標示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並沒有如同《關於“尖閣諸島”領有權的基本見解》所稱的“自那時（ 1895年 1月 14日）起”（在德文版文件中為 seitdem）被更名為“尖閣諸島”，琉球也沒有“自那時（ 1895年 1月 14日）起”被日本更名為南西諸島，而且，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並沒有在這三幅於 1895年後出版的德國地圖上被標示為劃入琉球。
因此，這五幅德語區出版的地圖，毫無疑問地是來自第三方否定日本那份文件中提及的第一及第三個主觀認為的事實之真實性的證據。
從西鮑爾德留下來的文獻可以得出結論：西鮑爾德最初關於釣魚島的知識，實際上是他通過法國傳教士宋君榮從中國官員徐葆光那裏獲得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徐葆光記載的、由中國人首先發現並命名為釣魚島的、據當時有效的習慣國際法為中國領土的島嶼的事實，為西鮑爾德從一個側麵通過在日本理信息的途徑之一，因為如前所述，西鮑爾德從日本宮廷天文學家獲得日本官方下令繪製的琉球地圖，那麼日本宮廷天文學家也有可能經由西鮑爾德獲得中國釣魚島的地理信息，而且西鮑爾德作為幕府的顧問，本身就存在著就地理信息方麵向幕府提供谘詢的可能性。繼宋君榮和施安卜等學者之後，西鮑爾德留下來的文字足以再次作為來自第三方的證據，印證是中國原始發現了釣魚島並依法取得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主權的事實，並且證明了日本政府於西鮑爾德在日逗留期間雖然可能還不知道中國領土釣魚島的具體地理位置，但肯定知道琉球王國不包括釣魚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