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免高等學府培養的學生高高在上、脫離實際，新加坡政府專門邀請高校教師在政府部門兼職或擔任顧問，並請大學教師為實際部門提供谘詢服務，以及為公用事業部門和工業部門舉辦講座、研究班。新加坡國立大學還專門設立了校外進修係，開設了經濟、教育、法律、醫學、計算機以及經濟管理等實用的專業。為發揮新加坡國立大學多學科集中的優勢，新加坡政府還鼓勵教師參加多學科、跨專業的綜合研究工作。僅1984～1985年度，新加坡國立大學就承擔了價值達200多萬新元的545個項目，共有265位教師參加。新加坡政府還大力支持高校教師與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合作進行各種科研工作，以充分發揮高校的人才優勢。目前，除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是綜合性大學外，其他全部是專科學校，它們設置的全部是應用科學。
李光耀認為，教育的基本政策必須富有改革和創新精神，必須是外向的、開放的，而絕不可內向、封閉。1962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生晚會上，李光耀滿懷信心地說：“新加坡不僅要成為一個商業中心，而且要成為一個學術中心，一個東南亞學府。”“我們歡迎來自馬來亞各地的最優秀人才，天才並非車載鬥量，好像海灘上的小石子那麼多……我們如果把學府之門關閉，使得有能力求學的人沒有機會到新加坡來攻讀，這不啻是一種短視的政策。”李光耀認為，高等學校在籌資、師資、生源等方麵應盡可能地擴大國際交往，使新加坡大學成為“英聯邦內第一流的大學”。
在李光耀這種開放辦學方針的指導下，新加坡高校廣泛爭取國際組織、外國政府和個人、企業資助，並與國外一些著名高等院校建立了穩固的聯係，並廣泛聘請外籍教師，其中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外籍教師的比例竟高達15%。李光耀認為，新加坡應該到世界各地尋找教學人員，隻要他能勝任。1982年8月，李光耀在全國職工總會的論文集的獻詞中更是明白地表達了他的這一觀點：“如果僅靠新加坡出生的人才擔任教職員，我們就別想設立南洋理工學院了。如果沒有外地出生的人才流入我國，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學院、教育學院和初級學院擔任教職員，我們就別想那麼快速有效地提高我國的教育水準和增加學生的入學人數了。”
李光耀指示政府，在大量引進外籍人才的同時，積極向外派遣人才。政府設立了“總統獎學金”、“公共服務獎學金”等，每年在獎學金計劃下，選派最優秀的學生和公職人員到世界名牌大學深造。由於李光耀鼓勵冒尖、鼓勵競爭，所以，新加坡學子中有一半人是帶著各種榮譽回國的。早年家境貧寒的吳作棟，就是靠“總統獎學金”被選送到英國深造，回國後，他很快在政壇上脫穎而出，後來成為李光耀的接班人。
為實現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的目標，李光耀和他的政府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年約30%的速度增加教育經費，教育經費占曆年財政支出的第一位。到1991年，教育經費投入甚至超過了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這年教育經費占預算總開支的16.2%。到1994年，教育津貼已達到每個學生平均教育成本的90%。
新加坡教師的生活待遇也相當高，教師的收入成為各行各業中僅次於國防軍軍人的第二位高工資者。從20世紀70年代起，教師工資年年遞增，且遞增幅度逐漸增大，增幅從70年代的每年50新元增加到1994年的每年160新元。1994年，一位工齡10年的中學教師，月薪在3000～4000新元。這樣的高工資，使得相當多的教師都有自己的房子、轎車。而且，新加坡的教師，每年有12周的假期。
高工資，高生活待遇，使教師成為新加坡備受尊重的人。感受到政府厚愛的教師們也盡力提高自己的教學質量。
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還十分重視成人教育，形成了多層次、多渠道的成人教育網絡。早在1960年，李光耀就授意成立了成人教育促進局，對成人進行職業培訓。1968年，新加坡教育部專門成立了工藝教育局，負責推進工藝教育。1973年，又成立了工業訓練局，負責為就業前的青年提供職業訓練。1979年，兩局合並成立了工業與職業訓練局，全麵負責技術人才的培訓工作。此外。政府動員社會各方麵的力量，開辦了十幾所職業技術學校，對離校小學生和中學生進行技術培訓。1990年與1965年相比，新加坡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在國民中的比重從5%增加到24%，平均每年有2萬多職工接受全日製和業餘在職教育，新加坡的勞動生產率也以每年4%～5%的比率增長。
新加坡成人教育的另一大特色是企業出資建立技能發展基金。從1979年開始，新加坡政府規定企業主為每個月薪不滿750新元的職工向國家交納相當於工資1%～4%的費用，用於資助低工資、不具備小學文化或初級技術的職工培訓。如果私營企業舉辦培訓班，國家生產力促進局將無償提供訓練設備和30%的補貼。這些措施有力地促進了企業主培養技術職工的積極性，同時也大大促進了職工學習技術的熱情。據貿工部長兼國防部第二部長李顯龍1988年9月介紹，國家生產力促進局1988年上半年給予各公司的津貼使4.3萬工人獲得技術再培訓。
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後，李光耀感到各企業現有的工人已難以適應新科技的要求，他說：“我們將置身於一個新科技改變我們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時代。電腦、機械人、光學纖維、太空梭將使20世紀90年代的通信與交通、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今天大大不同。這個變化將比從郵船時代到噴氣飛機時代的差異更巨大。我們必須訓練年輕的一代，使他們能利用這些新科技……我深信，還在學校的年輕人可以做到這點……現在的問題是，工作隊伍中的60萬工人，他們小學都沒有畢業。在未來5～10年內，必須做巨大的努力來補救，重新訓練18～40歲的所有工人，使他們識字、能計算，以便讀出電腦熒幕上的數字，了解錄影熒幕上展現的數據，通過電腦終端機獲取和儲存指示。那是延續教育或在黃昏、周末設立成人教育班的龐大工作。雇主必須鼓勵雇員參加這些課程，改進他們的識字率和計算能力。他們應承認那些獲得基本識字與計算水平的工人，給予適當的加薪或津貼。”
由於新加坡采取正規教育和職業教育並舉的方針，使新加坡在短短20年內的人口素質有了極大的提高，為新加坡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創造了條件。20世紀80年代初，李光耀自豪地對全國人民說，新加坡的成功源於新加坡擁有素質良好的人民。新加坡人民不但勤勞、學得快、重實際，而且擁有一大批傑出的訓練有素的人才。
20世紀90年代，新加坡教育和研究的支柱是電子計算機、人工智能、材料科學及信息工程學，所以新加坡教育體製注意這些科學知識的學習，從中小學開始就基本普及電腦教育。1994年，新加坡2/3以上的小學和所有中學都擁有了電腦設備與師資，各中學還成立了電腦學會，許多學校擁有完善的電腦中心。新加坡國立大學包括研究生院在內都加強了有關電子計算機的教育，在電子計算機設計、生產中心，早在1988年就開始以研究生為中心設計機械零部件。南洋理工大學則依靠美國格魯曼飛機公司的資助，建立了電子計算機設計、生產中心。新加坡政府還專門設立了電子計算機局，負責引進外國的電腦新技術，開展計算機硬件和軟件的開發。在李光耀的大力倡導下，新加坡已成為世界上與計算機有關產品的最大製造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