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政策和措施的指導下，新加坡教育事業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到1973年，已有高等學府5所、中小學500多所，學生人數達50萬人，約占新加坡當時人口的1/4，教師人數超過1.8萬人，整個教育體製空前活躍。
1985年國慶，李光耀在談到自1959年以來教育工作的成就時高興地說：“過去26年來，我們按部就班地改善和塑造新加坡兒童，發揮他們最大的潛能。60年代，我們把孩子們送進學校，教導他們識字和計算，不管用的是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或英語都好。接著我們推行雙語教育，跟著，我們教導他們能操一種工作用語——英語，並學習母語，以產生文化認同。最後，我們通過分流製度減少輟學率和減少耗損，現在的學生可以和那些進度一樣的同學一塊學習。實行分流教育的結果，我們降低了小學裏的輟學率，從每年的20%降低至10%，在中學裏，輟學率從25%減少到5%，因此，我們能進入工藝學院和大學的學生人數雙倍增加。由60年代的5%～6%，增加到1980年的16%～17%，增加了兩倍。我們還沒有達到極限，我們還可以向上向善，繼續進步。”
關於新加坡的教育宗旨，李光耀早在1966年就做了闡述。他認為，教育必須為人民在發展國民經濟中的計劃和希望服務，就是說，要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而社會的需要又是多種多樣的，因而培養、造就的人才也不可能是單一的。
1980年1月，在慶祝人民行動黨建黨25周年大會上，李光耀闡述了他對教育功能的認識。他說：“進步的一個重大因素是：一個社會怎樣辨認人民的才幹，並且怎樣去訓練他們，使他們的才幹帶來最多的利益。這就是說，它怎樣使每個人的潛能得到全麵的發揮，使他們的天生才能能夠與今日的工藝世界裏器械的運用所需的技術和紀律互相配合，並且也有適應將來進展的能力。一個社會的結構，特別是它的教育製度和它的行政組織，將決定能夠在多早的階段，多準確地在人民當中辨認誰對哪一類工作具有天賦，以及如何給這種天賦最好的訓練和發展，把這種天賦發展成專業技能，為國家栽培熟練技工、技術人員、軍人、警察、教師、美術家、音樂家、演員、體育教練、廚師和現代社會裏的其他專門人員。把一個民族的天賦才能金字塔化為專門技能（經過訓練的才能）金字塔的徹底程度，是決定有關社會所取得的成就大小的基本因素。”他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說，“一個民族可能有很多人是有音樂天賦的，但這個民族卻不一定有交響樂隊。理由是：除非有音樂天賦的人才在年幼（最好是10歲之前）時獲得發掘，並且接受各種不同的樂器訓練，利用經曆磨煉和考驗的方法，並且在經驗豐富的小提琴家、鋼琴家和其他樂器演奏家等的指導下學習，否則，所有未經訓練的有天賦的人才湊合起來，也不能組成交響樂隊，創造出偉大的音樂。”
然而，盡管新加坡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原有的教育體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1979年，李光耀任命了由副總理兼教育部部長吳慶瑞擔任組長的研究小組，對新加坡原有的教育製度進行評估。這個小組主要由係統工程專家組成，經過認真的、詳細的調查研究，該小組寫出了一份名為《吳慶瑞報告書》的報告，對當時的教育製度進行全麵的檢查。該報告書分為三個部分：一、對當前教育製度的發展和失誤加以評價；二、從社會和管理方麵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三、提出改革建議。
《吳慶瑞報告書》在肯定新加坡獨立以來教育工作成績的同時，指出了存在的問題，認為“當前教育製度太刻板。根據現行的雙語政策所製定的課程太重太難。在適應12%～15%高才生的教育製度裏，能力差的學生非常受歧視。雙語製固有的各種問題集中起來，主要是缺乏特定的目標，教學效率低，教育部指揮不力，各種倡議都來自最高領導，基層和中層很少參與製定”。報告書認為，硬性規定學生把兩種語言都學好是不恰當的，因為學生的智力不同，結果學生減少率很高，同別的國家和地區相比，更為明顯。例如在新加坡，隻有71%的小學生能上中學，而台灣卻有92%的小學生能升入中學，日本則為100%。
《吳慶瑞報告書》提出了新的分流教育建議，建議規定一個最低的成績標準，為智力水平不同的學生開設不同的課程，以使更多的學生能完成初級教育，培養起碼具有一種語言讀寫能力的中學畢業生。報告還提出三種輔助學生的辦法：1為在小學畢業考試中不及格的學生開設特別小學班，以掌握一種語言的讀寫能力為培養目標；（2）減輕學習負擔，把第二語言教學放在次要地位，開設五年製中學；（3）原來為智力一般和拔尖學生開設的課程不變。
李光耀對《吳慶瑞報告書》基本滿意，例如同意照顧一般智力的學生，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增加小學畢業生的升學率等。然而，李光耀認為，《吳慶瑞報告書》也有美中不足，它未涉及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對學生道德品格的培養；二是如何獲得“足當公民典範”的教師。李光耀認為，德育是教育中最重要的，應居首位，應該培養學生具有尊重家庭、搞好人際關係的東方道德觀念和倫理觀念，還要培養一批可作學生楷模的優秀教師。李光耀指出，教師是“道德精神和社會精神的支撐者”，“教師必須是得到社會尊敬的人”，“必須能夠成為既是道德品質方麵的導師，又善於向學生傳授知識”。李光耀同意報告中指出的雙語教育不能要求每個學生都達到“雙優”的提法。李光耀說，事實上也不可能所有學生都達到雙語優秀，最多隻能精通一門，粗通一門。智力差的，隻能要求他懂得一門語文，能夠適應工作需要就行。
不過，李光耀不同意《吳慶瑞報告書》中的一個結論，即有關“語文接觸時間”的結論。《報告書》認為，華校有些課程雖然也用英語授課，但學生的英語程度不見得有多大提高，這是因為學生接觸英語的時間有限。李光耀認為，部分華校學生英語水平不高，也有可能有其他原因。一是部分華校老師本身的英語水平不高，沒有接受專門的訓練，英語講不通，就隻用華語；另一原因是學生接受英語的時間還短，還未看出效果。李光耀認為，這些原因通過措施是可以消除的。
在反複論證了《吳慶瑞報告書》之後，李光耀又派專人到中國台灣、日本、德國進行考察，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經過國內、國外的全麵論證，新加坡從1979年開始在三個階段實施“分流”。第一階段的小學教育，著重進行算術及兩種語文的訓練，3年結束後，舉行分流考試，成績最差的20%改為接受單語教育，畢業後接受初級技能訓練，其餘的則接受雙語正規教育。小學畢業考試是第二階段分流，成績最好的10%接受雙語並重的課程；其次的40%修讀的第一語文是英文，第二語文是母語（華文、馬來文或泰米爾文），修業年限是4年；其餘50%較差者接受單語普通課程。4年後考試及格者再學一年，即可參加中學會考，不及格的轉入技能教育係統接受技術訓練。初中畢業會考是第三階段的分流，約10%的優等生進入初級學院，接受正規高中教育，次優的20%進入工藝學院，其餘70%轉入技能教育。初級學院畢業時再舉行會考，及格者視成績優劣，分別進入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學院等接受教育，不及格的則接受高級技術訓練。同時，新加坡政府將基礎教育延長到10年，即小學6年，中學4年，然後再上相當於高中的初級學院2年，大學4～5年。
新加坡高等教育也極其注重實用。新加坡原有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大學（華文），前者側重理工科，後者側重文科，後來，側重文科的南洋大學的學位越來越不如新加坡國立大學響亮，南大的畢業生不大受雇主歡迎，就業率不如新大高，致使許多考生不願報考南大。對此，李光耀並沒有消極扶持南大，而是認為這是新加坡發展的必然結果。李光耀認為，經濟騰飛越來越需要理工人才和通曉英文者，而這些正是南洋大學所欠缺的。為進行補救，李光耀提出，南大可先並入新大，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一個理工學院，總之，要轉向以培養理工人才為主，這樣才有出路。後來，南洋大學變成了南洋理工學院。1988年，教育部部長陳慶炎宣布，新加坡已擬訂了未來的教育發展計劃，其中包括在南洋理工學院增設商業和電腦兩個新學係，並將陸續增添一些新課程，從而逐漸建設成為一所完整的理工大學。1991年，南洋理工學院擴大為南洋理工大學，專門造就和培養高級的科技人才。目前，新加坡除了國立大學是綜合性大學外，其他全部是專科學校，它們的設置全部是應用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