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鄭重地向群眾宣布：“往事不究。過去所犯的那種錯誤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向著未來前進——在獨立的、民主的、非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馬來亞中建立一個更公正和平等的社會。”
8月15日，李光耀在為公務員政治研究所主持開幕典禮時，做了名為《公務員須保障民主製》的演講。李光耀認為，公務員製度上軌道，將有助於民主政治製度的成功。
這個演講是李光耀演講中有代表性的一篇，現全文錄下：
公務員須保障民主製：這個公務員政治研究所成立的目的之一，是計劃把造成戰後亞洲革命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主要因素，編進研究課程裏麵，這麼一來，你們將至少會了解動搖英國政治力量的原因。你們大部分是在英國統治下受聘任的，你們也是在這種統治下獲得有養老金保障的終身服務保證。
有些人認為我們對要求太過性急，因而感到困惑。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希望，在參加這個研究所後，即使我們的意見不同，至少，你將明白我們之所以性急的理由。那時，你們至少會體驗到，為什麼我們會認為，如果這個民主國家想要存在的話，民主機構、人民意誌和政治情勢互相配合的重要性。
行政機構是否有效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服務，或者隻為一小部分的人著想，這得全靠內閣部長的政策。但是，你們的責任是保證公務員的服務是有效率的。
環顧整個東南亞，你們可能對於某些新興獨立國家，從初期的民主憲製國家，進入軍事或半軍事的獨裁主義國家感到困惑。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和緬甸，是一些可怕的例子。它們的情況提醒我們，單單成立民主憲製，不見得就能照顧自己。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和緬甸的民主製度之所以崩潰，是有許多理由的。印度和錫蘭之所以成功，也有它的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印度和錫蘭有許多行政官員操縱這個民主製度的機器。印度的公務員比巴基斯坦多，錫蘭利用了很長時間建立公務員製度，因此，雖然淡米爾人和僧伽羅人、佛教和興都教之間，多次因種族、宗教和語言而發生衝突，印度的行政製度並未崩潰。
我們不能以為自己很幸運，有印度獨立時那樣的公務員製度。但是，我們的情況遠勝於印度尼西亞，因為當印度尼西亞從荷蘭手中接過政權的時候，它根本沒有公務員製度。荷蘭人認為，不應該教導印度尼西亞人怎樣統治自己。
我今天和你們講的題目隻有這一點，就是你我對於這個民主國家的存在，都有既定的關係：我們民選的部長都要通過你們和跟你們合作，把我們的計劃和政策付諸實際。你們應該盡你們的力量為人民服務，不論你們信仰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不管它們是進步的或保守的，在今後5年裏麵，你們的工作和我的工作是完全一樣的。換句話說，我們的工作是要證明民主製度能產生有效的結果。我們所要證明的是，在“一人一票”的製度下，能建立一個有效而誠實的政府，通過一個有效的行政組織，為人民利益工作。如果我們不盡力去做，一旦人民失去信心的時候，隻有歸罪於我們。人民不隻對你失去信心，不隻對公務員服務製度，不隻對我們，不隻對民主政治的領導者，而是對你和我共同努力的民主製度感到失望。再說，當人民失去信心的時候，他們將要尋求另一種形式的政府。現在，我們的責任是要使人民永遠不會麵臨這種失望。
群眾對於法律、憲製形式和各種細節是不表關懷的。他們對於在這種憲製下政權分裂的定理，以及政治中立的公眾服務的目的和效能，也不感興趣。他們所關懷的是，在1959年5月，他們有一個運用選票選出的政府，他們也同樣能夠選舉他們自己的政府。因此，他們選舉自己政府的目的，是要讓他們和他們的後代得到一種比較好的生活。如果他們的前途無法變好，不是因為民選部長的愚昧，便是由於公務員的無能。接著，在5年任期結束的時候，人民便不再相信他們所選出來的政黨，或他們所承襲的政治製度。
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和公務員馬來亞化相浮沉的。在公務員看來，這是馬來亞最重要的社會改革的一麵。因為，這是有關歐洲籍海外官員離開行政控製位置，而由你們接任的改革。你們之中，有些人——如吳慶瑞博士和貝恩——先後參加了消除不公平製度的鬥爭。不過，專為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在公務員製度中爭取公平的鬥爭已經過去。在群眾方麵，他們爭取公平的鬥爭剛剛開始。脫離了殖民地統治，選舉他們自己的領袖主持他們的公務員製度以後，他們希望能看到社會革命的開始——給他們較好的工作，給他們家庭較好的房屋，給他們的孩子較好的學校，以及希望在一個較公正和平等的社會中有一個較美好的將來。
如果公務員政治研究所能使你們覺悟到以前你們所疏忽了的問題，如果它能打開你們過去單從行政眼光認定是厭煩的政治難題的頭腦，此外，再也沒有其他收獲，這個政治研究所可算是成功了。
我們知道，大部分的公務員都是忠於職守的，你們準備承擔國家答應付予你們的那一部分工作。但是我堅信，如果你們能夠透視新加坡憲製改變的平靜表麵，直達在憲製下麵爭奪權利，有人企圖把這個社會改變成他們本身的革命力量的時候，你們將和我們一樣擔憂，急著要在一個民主製度下，帶來一個公平的社會。因為，再沒有其他途徑，能維護我們過去認為好的東西。要這樣做，政治領袖和行政機構必須承擔重任。
這之後，為促進立法議員和政府官員之間的相互了解，新政府還專門辦了一個立法議員研究班，李光耀再次到會做了講話。
8月16日，在記者聯合會的午餐會上，李光耀以《受英文教育者及其前途》為題，發表了一篇寓意深刻的演講。李光耀認為受英文教育者由於接受了不同文化，失去元氣及自信心。這篇演講較長，但其代表了李光耀對“受英文教育”的態度，反映了李光耀的主要思想，故全文錄下：
受英文教育者及其前途：以我的觀點看來，受英文教育的人能夠在馬來亞的社會革命中扮演部分的角色。
貴會的會員們尤其要肩負起這項工作。如果你們不能提出解決辦法，你們至少能夠激發他們的思考力，想出解決之道，而不是使他們埋沒於陳舊的環境中。沒有一種東西像報紙那樣，使馬來亞的受英文教育者受到那麼大的影響。因此，在這裏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應該負有一項重大責任，不允許報館歪曲我們所麵臨的問題。我的演講，就以《受英文教育者及其前途》為題吧。
首先，我要分辯“受英文教育者”和“講英語人士”這兩個詞語在意義上的區別。我所說的受英文教育者，並非隻是指那些能讀、能講和能寫英語的人。我的意思是指那些曾經在馬來亞的政府英文學校或教會英文學校受教育的人。他們不僅能說英語，而且因為受到本邦英校教育而具有某種特性。
馬來亞還有其他能講英語的人，諸如英、澳、美籍等人士，甚至於法國人。我們這裏還有那些曾在中國香港或其他地方學習英語的華人。但是，他們不是受英文教育的馬來亞人，他們和我們是有區別的。他們不但操不同的音調，應用不同的俚語和成語，而且也和受英文教育的馬來亞人的態度、特性有別。
我們也許不會感覺到，受英文教育的馬來亞人具有一種傳統上相同的特性。現在讓我舉個例子。
當我留學英國時，我常和來自馬來亞的朋友們到一個叫作中國協會的地方去，那裏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我們可以會見來自中國的華人，也可以會見來自西印度、毛裏求斯、馬來亞和其他地方的華人。大家都說英語。他們的英語如果不是在中國、印度學來的，就是在毛裏求斯或馬來亞學來的。但是，留英的馬來亞學生卻很容易地從他們的服裝、談吐和態度方麵辨別出來。在馬來亞受英文教育的人，同他們是截然不同的。另一點令人感到奇異的是，來自馬來亞的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發覺到他們和來自馬來亞的非華族的受英文教育者之間的共同點，比來自毛裏求斯、西印度或中國的受英文教育的華人更大。
“受英文教育者”這個字眼既然已經確定了，那麼，就讓我們來列舉他們的特性吧。首先，他們的優點就是具有傳統上的相同特性。其次是他們不再視本身為華、巫或印度人。他們效忠於本地社會，為人誠實，態度和藹，似乎過於服從殖民地當局。他們的弱點，就華人和印度人來說，是由於他們接受不同文化的結果，失去元氣，幾乎柔弱到極點。戰前馬來亞英校的課程標準，向他們灌輸一種完全屬於英人式的理想和價值觀。
他們喪失了自有的文化、理想和價值觀，由於他們無法製定一種關於他們自有的文化方式，有如華人、印度人和西印度的黑人自己也擁有的一套，使得他們喪失了一些自信心。當你們看到受華文教育的人，特別是當他們在公眾場所演說時，你們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受英文教育的人似乎具有一種不安和猶豫不決的心態。他們終生所講的、所思想的，都是依靠他們所學到的語文，可是，這種語文並不是他們自己的。
其次，對民主製度最為不利的，就是受英文教育者已經同他們那些說本族語的同胞大眾失去聯係。唯一的例外，是受英文教育的馬來人。他們先到馬來學校求學，直到修滿五年級的課程後才進入英校。因此，受英文教育的馬來領袖，和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及印度人之間的差別，就是前者一直和他們的同胞保持接觸，後者，就一般論，已經和他們的廣大同胞失去聯係了。
我從來沒有碰到馬來人不會說，或者不會讀寫馬來文的。但是，我卻遇到許多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和印度人，不能談、寫甚至不會講華語、淡米爾語或是他們的其他母語。當然也有例外，比方說，有許多在英校讀書的華人，他們也在家裏補習華文，或者曾經進華校。但他們是例外。
過去，他們在殖民地馬來亞曾經得到最好的地位和待遇。英國人自然願意和那些能講他們的語言、懂得他們的風俗習慣的人來往。因此，受英文教育的人，在政府機關任職者，擔任律師、醫生、教師、工程師者，以及在工商界任職者，都有機會升任高職。
他們是優秀分子，是殖民地社會的優秀分子。他們在英人商行裏所享有的待遇，是比那些任職於華人或印度人商行的來得好。通常政府機關隻收容那些最優秀的受英文教育者，當時的兩所當地高等學府，即醫專和萊佛士學院，隻招收英文教育的學生。在三輪車夫或手車業勞工當中，不會發現有受英文教育者，因為受英文教育的人無須做這種工作。其他一些待遇更優厚的職業，會為他們打開一條出路。
受英文教育者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和本邦的政權有怎樣的密切關係，可以從1942年日軍占領時看出一斑。當時，受英文教育的人突然喪失了他們的特殊地位，而能升高職，能和日本商人做生意營利的人，都是那些能講日語、能讀日文，或者充其量懂得“漢字”的人。
受華文教育者在日軍占領馬來亞時期，因此比受英文教育者的生活來得好。受英文教育的人，在倉促之間，發覺他們喪失了他們的“養父養母”，他們必須和別人在那種無情的艱苦社會裏競爭。但是，值得我們歡欣回憶的是，雖然他們未能一如英國人當年所做的那樣好，但他們同操其他語言的人進行公開競爭時，卻未見全告失敗。
1945年英國人返回馬來亞，受英文教育者又恢複原有的地位。如今，以上的一切，都成為過去的事了。
現在，我要提到目前的事實。凡是要為受英文教育者辯護的人，很容易指出說：新馬兩地的領導權乃操在受英文教育的國家主義者的手裏。新馬兩地政府多半的閣員是受英文教育的，東姑曾進瓜拉江沙學校和劍橋讀書，拿督拉昔也到瓜拉江沙和英國求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