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帶著照片和錄像回到了布盧明頓，讓教會裏的人看到了他們的支持結出的善果，我也收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鼓勵和幫助。2003年6月，在朋友塞繆爾·卡朋特的幫助下，我受邀到新墨西哥州法明頓的聖心教堂去做演說。在聽我講完那卡學校的事情之後，教區居民決定捐錢給學校建個存儲雨水的池子。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安全的飲用水是一種奢侈的資源，降水不少，可要麼是被汙染了，要麼就是有太多的寄生蟲。
不久，布什總統到非洲訪問，特裏建議我們抓住這個時機，讓《布盧明頓先鋒時報》報道一下我們的事跡。之後沒幾天，我就接受了一個叫丹恩·丹尼的記者的采訪，還有個攝影師跑來給尼古拉斯和我照了相。沒幾天我就把這事拋到腦後。
2003年7月17日早晨，貝蘭達像往常一樣，一早起來就步行到加油站去取報紙。她一回來，就高舉著報紙，緊緊地握在手裏，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原來，報紙的頭版頭條寫著“建學校，救孤兒：布盧明頓一對夫婦致力於幫助烏幹達艾滋病孤兒”。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事居然會出現在報紙的頭版。
貝蘭達和我一起讀完了這篇報道。這是一篇深度報道，還配有我們發放種子時的照片。那些種子是新墨西哥州的“種子與光國際基金會”捐贈的，當天卡農古的地方官員皮特也出席了儀式，他就站在那幾百人的最前麵。看完之後，我心裏久久不能平靜，每句話每個字都那麼值得回味。
《布盧明頓先鋒時報》的報道吸引來了更多的捐贈者，其中一位來自印第安納州華盛頓的年過九旬的老人，名叫瑪麗，她如今每個月都寄些錢過來，還會附上鼓舞人心的信，那信裏的每個字都是她用打字機打出來的。還有一位不知名的好心人，他和他的家人打算通過我們在那裏建一整間教室，我們想給它命名為貝塞爾。哈裏特·劉易斯也是一位老人，來自紐約，在學校建成之前她就開始給我們捐款了。後來，她還以她過世的女兒南希·劉易斯的名義在學校設立了一項獎學金。
眾人的熱心相助讓我倍受鼓舞，我決定給布盧明頓的其他教堂寫信尋求更多的資助。我用打字機寫了一封信，詳細說明了那卡艾滋孤兒學校的辦學目標，寫完之後我印了一百份，連著丹恩·丹尼的新聞一起寄了出去。寄出信之後的一周，我的情緒一直很高。可兩周過去了，三周也過去了，我一封回信都沒收到，情緒也一天天失落起來。
有天早上查看完郵箱，我看見貝蘭達懷裏抱著尼古拉斯靜靜地坐在椅子上，這小家夥還在睡呢。看到母子倆，我心裏寬慰了許多，但我知道自己時刻都在掛念著學校的事。建好教室沒什麼問題，但那卡艾滋孤兒學校要想繼續辦下去，我就得花錢雇老師，給學生買書本、學習用品，還得供他們吃飯。我一直在想，加利福尼亞州的那些朋友一開始的擔憂沒錯，如果學校第二年辦不下去了怎麼辦？這要成了現實，不是比沒有學校更讓人心寒嗎？不切實際的希望就像是一劑毒藥，隻能讓那裏的人在死亡和貧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還是沒人來信。”說完，我就彎下身來在尼古拉斯的額頭上親了一下。
“總得給人家點時間嘛，”貝蘭達笑著安慰我說，“說不準這些牧師想著跟委員會的人談完之後再給你回信呢。”
我點點頭，她說的有道理，有時候這種事要經過很長時間委員會才會審批。我是有點心急了，再說上帝不會看著我們走到這裏又撒手不管。我告訴自己，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又一周過去了，還是有沒回信。我試著估算了一下未來幾年擴大學校規模所需的費用，如果我們要辦一所正規的學校，還得再蓋好幾間教室才能讓七個年級的學生都有地方上課。如果學校每年再增收30個學生，就得給他們每人準備課本、校服、文具，還得再添個老師。每月支付85美元去聘一位老師，這樣的薪水太低，然而僅僅是其中的一項支出，就已經超出了現在的捐款。
每天，我都無數次地向上帝祈禱，祈求他能幫助我們。有時，我甚至會問自己：“辦這學校有用嗎？我做的這些有意義嗎？”
一天早上，我正在給尼古拉斯換尿布，電話鈴響了。我把小家夥放在床上去接電話，想著肯定是貝蘭達從單位打過來的。
“您好，”隻聽那端傳來一位男士的聲音，“我是第二街長老會（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長老會是基督更正教的一派，根源於十六世紀西歐改革運動）的戴維·布雷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