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竇建德可以容忍群臣策議魏征，而談笑風生，而非坦直色變，那麼李建成，太宗都得不到魏征。
自古叛臣不在於本身，這要說不是被主謀反的。所有叛臣都是君王自己締造的，隻要你由朝廷，你就有紛爭，隻要你有紛爭，你就需要聽意見，不管你願意聽，還是不願意聽。
你總不能你願意聽他就對，你不願意就是錯的這說不過去。
然而敢說這樣的話的人差不多不是最後被逼做了叛臣，就是無奈當了死人，你要哪一種，魏征遇見太宗是個奇跡，世界上沒有太多太宗那樣的人。
做君主第四個條件就是無為中的有為，在無為中追尋有為，仔細分析朱元璋的成功，就在於無為中的有為，第一他沒有好大喜功，沒有早的稱王，假如朱溫晚稱王一段時間，江山就是他的，可是他要強求有為，就得不到江山。
第二個來著不拒去之不留，當年胡德庸看不上朱元璋，要投陳友諒，這朱元璋給他銀子讓他去投，在陳友諒麾下吃了虧再回來朱元璋收容，此後這眾人說貪財好色，無忠無義的胡德庸，就一心幫著朱元璋開疆擴土，就這一輩子，雖說功臣樓耍了詭計逃命，但是說白了到死胡德庸再壞也沒出賣過朱元璋，臨死都一直沒有說動手謀權，為什麼，因為每個人都有良心，無非君子氣度大點，小人氣度小點，可小人也要用，有些事情君子做不了，就得小人去做，當君主達到了小人的人生目標。在他最困難最艱苦的時候收容，小人和君子沒什麼區別。
做君主第五個條件就是該狠則狠。這種事情不用細分析。隻要把握好度，該放縱的放縱，該鏟除的鏟除。
做君主第六個條件就是，要有霸氣和野心，還不可以外漏。
這都和仁慈無關，仁慈是孟子幫皇帝騙人的學說，古時候易經上講仁，就為陰陽，在於製衡，沒有好，也沒有壞，隻有對和錯，這個對錯不能和是非通論，對的意思就是有利，這件事對朝廷有利，君王就要做，錯的意思就是有害，就不能做，簡單說有利就是對，有害就是錯。
“夫人見解獨到，何為仁政，夫人觀天下誰是真命天子？”竹枝一笑，我聽了頭疼，過去在太宗執政的後三年，他冒充袁天罡就到長安鬧了這麼一出，當年長孫皇後已經死了，長孫無忌還是野心勃勃，那些日子，我就伴著聖駕，其實一直以來，宮裏的名冊沒有我，但是我經常出現在太宗的書房，二十幾年都是如此，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如此榮寵，太宗也沒有過多解釋，隻是讓我安心，安心的生活在大明宮裏，我看不透他，卻相信他。
那天我和袁天罡閑聊談及仁政，那些日子太宗正為******進兵而煩惱。袁天罡講了個關於王道的故事。
他說：仁政的理想最終指向了“王道”，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辟地闡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減輕人民負擔，遵循自然規律，人們豐衣足食，雖死無憾，這就是“王道”。它是一個很大的範疇，大體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會政治；二是比較完善的倫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複地進行論述。
齊宣王曾向孟子請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擇梁無禁，罪人不老而無妻為鰥，老而無夫為寡，老而無子為獨，幼而無父為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謂的王政，除了輕徭薄役，減少刑罰之外，還把對鰥寡孤獨，窮民無告者的深切憐憫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仁政”首先得把這些考慮進去。
孟子情形地認識到若要使一個國家的百姓有“恒心”則國家必須有“恒產”否則則四民不安。“是故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人們首先能活下來，然後才能言及仁義，這與“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處。因此孟子特別提醒國君們要注意本國的經濟生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豸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其天，勿奪其田，數家之口可以無饑矣”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八口之家，耕織並重，不奪農時，減輕剝削，老有所養，幼有所教，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樂土。
仁政是王道學說的中心思想與先決條件，孟子不斷地從各個角度，不同層麵上進行探討。
孟子發揮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也把孝作為“仁政”的根本。“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他指出：“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守身與孝順父母是根本，一切都應該由此入手。
孔子的仁愛主張在孟子這裏得到了全麵的發揚光大，從而進入了“王道”的階段。與孔子的仁愛比較，基本精神雖然一致，內容卻更加豐富全麵。孟子的許多設想要比孔子細致精確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傑在位，賞罰分明，賦稅徭役適度，人民豐衣足食，於是對國家也就出於內心的擁護：“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為了這一理想的實現，孟子勸導人民依禮而行，請求統治者愛民親民，扶植小農經濟，減輕農民負擔，這就是王道學說的基本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