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當趙頊上台，想改造這個帝國的氣質，富國強兵時，帝國的馬事擺在他麵前的有兩個現狀：
一是帝國沒有戰馬，要用兵就要用馬，帝國沒有馬用。
二是設置在全國各地的牧馬監燒錢不出馬，對“國有”牧馬業的機構改革勢在必行。
王安石的養馬法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橫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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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馬法精簡的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從集團化的國有大規模飼養到分散的農民小規模飼養。
鼓勵民戶養馬，並不是王安石一個人的想法，早在真宗時期，曹彬之子曹瑋在任知秦州時，便試辦了農戶養馬，以補官方牧馬之不足，而之後王旦、丁度、宋祁、葉清臣、李中師等人都向仁宗皇帝提出過廢牧馬監養馬於民的建議。改革馬政，也算是呼應了長久以來對帝國改革的呼聲。
不管之後舊黨們對保馬法怎樣的深惡痛絕，但是罷設牧馬監，農戶化養馬有個鐵的關鍵數據擺在那裏——成本。
根據熙寧八年官方的統計數據，農民養馬的成本是每匹花費12.6緡。
這個數據不僅和葉清臣提出的牧馬監每馬耗資五百緡區別巨大，和向西北少數民族兄弟的購買價25緡也節約了近半。
至於民間農戶養馬的素質如何，能否保障帝國的騎兵們馳騁沙場，這到不是最重要了，因為牧馬監產出的馬素質同樣低下，而且農戶養馬在存活率肯定遠勝國有馬（馬命就是農戶的命，小心冀冀是理所當然）。而靠民間養節省下的錢足夠帝國向西北少數民族兄弟們重新揮舞鈔票購馬了，神宗新法期間的帝國加大了與西北少數民族兄弟馬匹的交易量，並確立了以茶換馬的茶馬交易製，在原、渭、德順軍三處設投買馬場（後改置熙、河、岷、通遠軍、寧河寨、永寧寨六場買馬），每年向西北買馬量都維持在兩萬匹左右（年耗茶20000馱），極大支撐了帝國活躍的軍事活動。
還有筆巨大的經濟帳沒算上，就是帝國將原來國有牧馬監占有的良田都租給農民，這些廣闊的良田成了帝國新的一筆經濟收入，僅元豐三年(1080)一年，“廢監租錢遂至百十六萬”。
至於下級酷吏以此為名目逼迫盤剝養馬農戶等新法必然弊病，在巨大的經濟帳麵前到顯得微不足道了。
保馬法基本是達到了王安石理財強兵的兩大基本目的。
神宗皇帝逝世，舊黨卷土重來，廢新法，第一是廢保馬法，“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為急”，連昔日王安石的死黨章淳都叫嚷著“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保馬法和其它的新法的命運可想而之。
帝國又開始在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地設置牧監，經此折騰，原有國有化牧監的弊病隻能是重上加重。
之後整個帝國都在新舊國策中反複，宋哲宗又在紹述三年罷設各路牧監，推行給地牧馬法。如此反複最後的結果是國有民間養馬兩樣都不靠譜了，在宋徽宗趙佶當上皇帝後，各路給出一張各地牧監牧馬數據，竟然為可憐的1800匹，其中河北西路就占1400匹，其他諸路數量都很微小，而堂堂一個河東路，為僅9匹。
徽宗時代馬力有一定恢複，但是新舊之爭依然激烈，大觀四年，帝國罷給田牧馬法，政和二年再度恢複，宣和二年又再一次罷設。並將當時各地牧監的九萬匹馬大部分給了童貫的西北軍。而所收牧場也不再出租農民，大多改建成了各種高檔別墅和度假村，供皇帝及各地官員玩樂。
等到了金人入侵的時候，整個富庶的帝國，真的沒有馬了。金軍逼近開封，帝國遂盡括京內外馬匹，加上在京騎軍之馬，竟然還不到20000匹，全數交給宦官梁方平所率之軍去黃河阻擊金人，“至則大敗，馬複殲焉”。
這一切，誰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