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不敢拍這麼貴的戲。10年前中國沒有這個市場，10年前中國電影賣一個億就是大片。我當時也沒有這個膽，也沒這麼多錢。
今年綜合原因成熟了，馮小剛具備賣8億、10億票房的水平了。因為馮小剛已經有《唐山大地震》的6.7億的例子。商業機會成熟了，我才敢拿出兩個億來拍這個電影了。兩個億拍這個電影，票房5個億才持平。
我覺得小剛現在也是覺得自己成熟了，他跟我想法是一樣的。他現在跟我說給他兩億拍電影，我可以給他了。那個時候別說兩個億了，8000萬我也不敢拿。
王中磊：在最開始，跟小剛還沒那麼熟悉的時候，其實就已經談到這部電影了。拍完《一聲歎息》之後，我們變成比較緊密的合作夥伴，小剛比較正式地提過一次《1942》。那時候馮導也感覺，他被大家認為是賀歲喜劇的締造者、喜劇類的導演。
已經過去10多年了，我印象中，我們為此還去過埃及，去了開羅會議的原址。原來小說當中，圍繞開羅會議的前後，蔣介石也麵臨要不要成為戰勝國的代表，去瓜分未來的新的亞洲。所以我們也去那兒看了，感受了。
那時候我年輕，可能感觸沒那麼深，這個事間隔了很多年，停停起起，所有人都成長了。
《人物》：你剛才談到《1942》的哲學性，體現在哪兒？
王中磊：我不是學哲學的，我認為的哲學其實講的就是人類的發展。回頭看曆史，長達100多年的時間，中國都是在戰亂、屈辱、比較被奴役的一種狀態下，這100多年沒什麼變化，不管是清朝、中華民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甚至解放初期。
但是我們特別幸運，活在中國變化特別大的一個時間段，這20多年變化特別大，尤其對於現在有話語權的那些人來說。
我們是進步了還是沒進步？我們看到的所有的發展可能是物質的發展，科技帶來的發展，讓我們感覺比以前的人驕傲，感覺有自主性。
《1942》讓我覺得，現在的人，所有的變化都是外在的，其實內在沒有變化。
《人物》：你是不是覺得，在這100年中，中國人的那種價值觀內核，進步得非常緩慢？
王中磊：最重要的是，我覺得還是人們的信仰，尤其這二三十年的信仰偏物質，我甚至覺得有時候還退步了一點。以前，至少我們還有一些傳下來的禮儀、孝道，這些東西它還支撐著一個成長，弄祠堂、立祖宗牌位什麼的，好像還是人們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現在都沒了。有的時候會覺得有小倒退的感覺。
《人物》：對於這部電影來說，這10年的電影審查製度，你覺得是更寬鬆了嗎？
王中磊：一定是比10年前寬鬆，當然這個詞可能不是特別準確，但至少眼界寬了一些。以前幾乎所有涉及曆史的、一些敏感事情的，或者跟我們的教科書有一點點區別的，可能都是比較忌諱的。
我還有一種感覺，就是現在審查最大的問題，是它不夠明確，就是所謂的透明、明晰。我有時候在電影院看到一些引進的電影，或者看到一些別的國產片，我就會想，這種題材現在可以通過嗎？但是我再想，如果華誼遞了一個劇本可能不行，因為你的目標太大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自己內部的審查尺度，比起電影審查機構來說，都嚴了一點、過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