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可以說，海派文學是一種極富有民族精神的現代都市文學，追求文學的現代性固然是它的方向，但民族性也是它的內在品格。這顯然可以理解為，海派文學的現代性是民族的現代性，它不以一味否定民族傳統為己任，而是寬容地對待民族精神；海派文學又常常擔當了承傳民族文化、建構民族特色文學的重任，這是對民族傳統的理性認同。所以，現代與傳統是海派文學的雙重品格，正是在對傳統的堅守中，海派文學因而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
二
包容哪怕看起來是守舊的傳統是海派文化、海派文學對中國新文化、新文學的啟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可能是20世紀中國文化最為多元化的時期，隻要看看當時的報刊，如《良友畫報》、《申報》等，就會發現，海派文化無所不包，它能將相互矛盾、互相抵觸的東西融合在一起。海派文學也如此，最先鋒的文學最傳統，最都市的文學最鄉土，最西方化的文學最中國化。
海派文學沒有因為包容傳統就失卻了它的先鋒性、現代性，相反，激進地否定傳統、急切地與傳統切割的文學則往往是貧乏的。這意味著，海派文學的現代性有著與新文學的啟蒙現代性不同的獨特的內在張力，這種張力有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從傳統中尋找批判啟蒙現代性的智慧，二是在日常敘事中把傳統引入現代語境，二者分別表現為審美現代性與日常現代性。海派文學的審美現代性有兩種傾向，一是追逐時尚，展示了現代人的頹廢；二是海派的審美有明顯的民族化追求，無疑，傳統文化在審美現代性中扮演了批判的角色。日常現代性寬容了傳統，這是它與五四啟蒙現代性、左翼革命現代性不同的地方，後者的態度斬釘截鐵。以張愛玲為例，在作品裏她往往代市民立言，平民色彩濃厚。身逢亂世，市民盼望在動蕩社會裏苟全性命、盼世俗人生享受，張愛玲的作品體現的正是這種市民價值。不過，在一個新舊更替的時代，市民的世俗人生必然是新舊兼容的，譬如白流蘇為了生活，她可以自己做主，但她的所求無非是依附一個男人過日子。這樣，我們就看到世俗現代性的另一麵，當作家以個人或許是海派的現代意識寬容這類人物時，她就容忍了他們的傳統、守舊，小說因而不免有反現代傾向。又如《五四遺事》以愛情自由、婚姻自主始，但是，由於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生活並不是一如戀愛那麼有趣，人物傳統的傳統、新式的也半新不舊，所以，小說的結局是羅文濤三美團圓，一個反封建的故事最終落入封建圈套。這是張愛玲式的寫法，她沒有以理想來取代實際的生活，大時代是一回事，日常生活可能是另一回事，一種不同於五四的現代精神驅使著小說，使她的小說有了傳統內涵、有著反現代的一麵。因此，接納與借鑒了中國傳統的海派文學，它所建構的現代性具有豐富的內涵，其積極意義在現今看來仍有借鑒的價值。總之，在上述兩種現代性中，傳統與現代盤根錯節地交融在一起，現代正是包容了傳統的現代、以傳統反撥現代性的現代。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參與了海派文學現代性的建構，這使得海派文學現代性有著獨特的民族文化內涵，現代性的張力建立在文學的民族性基礎上。
海派文化、海派文學的繁榮顯然得益於近代上海有一個高度開放的空間，租界是一柄雙刃劍，它可能讓部分國人有被殖民的感受，但也讓上海人體驗到現代社會的自由。那裏沒有一統的意識形態，隻有眾聲喧嘩，那是一個真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地帶，任何一種聲音都是主體，都不是“他者”。因此，對於文化與文學來說，開放是最好的溫床，縱觀曆史，文化與文學從不因為開放、包容就墮落，而是相反。換一個角度看，如果沒有上海，那就不會出現文學興盛的30年代，也隻有上海才容納得下多元的文學，雖然京派、左翼文學超越了海派文學的範圍，與許多市民有些隔阻，但它們在上海同樣有生存的土壤。因此，從租界裏生產出來的海派文學自然也是複調文學，在它的身上，看到左翼的影子、聽到京派的聲音一點也不奇怪，海派文學本來就是開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