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傳統與現代並立時，它指的是相對於現代文化的保守或守舊文化。現代或現代性的起源最早可以上溯至文藝複興，啟蒙運動是現代史上的一個高潮，後來的工業文明時代展示了現代的物質奇跡，當人受困於現代理性的“鐵的牢籠”時，藝術上的審美企圖幫助人解救心靈。可見，現代雖然含義繁雜，自身充滿了矛盾，但它有一個核心要義，那就是解放人，現代在物質上可使人類擺脫貧困，精神上可以拯救靈魂，它還能救贖軀體，給予人的肉軀充分自由。因此，作為現代對立麵的傳統則以桎梏人見長，如果說現代是先進，那傳統便是守舊。
顯然，傳統與現代並不能和中國與西方一一對應，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碰撞之際，中國文化裏有現代的成分，西方文化中也有傳統的因素。但一般而言，現代與西方、中國與傳統仍能等同起來，這是因為，西方文化以其現代秉性向地球的各個角落擴張並引人注目，從某種角度上看，現代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總體傾向，中國人羨慕、學習的對象主要是西方現代文化；另一方麵，中國文化裏也有現代因子，如中晚明以來的王學，但它遭到傳統的壓製，有碎片化與民間化的特點，基本上處於無語狀態，傳統則從未衰退。因此，近現代以來的中西文化撞擊大體上就是傳統與現代的交鋒，即中國的傳統與西方的現代一較短長，又因中國徹底敗北，所以中國人“貪婪”地攝取西方現代文化。
就海派文化而言，它混雜有中西古今，自由與民間決定了海派的多元是一種自然狀態下的雜糅，所以，海派的文化成分千纏百結。當我們歸納出海派的特點為現代、趨新時，“新”固然指向西方現代文化，甚至是時髦、先鋒的因素，但沒有近代吳越文化作為基礎，海派文化可能難以降生；正因為吳越文化裏有現代性至少也應該是近代性因素，所以西方先鋒文化的空降就有著陸點。而吳越文化又與王陽明的學說有關，至少王學將新生的民間商業文化提升到理論高度，這二者顯然相得益彰。至於海派文化的傳統，除了涵蓋有中國的儒釋道之外，西方文化中的非現代性因素也是組成部分之一，譬如，西方的神鬼文化在上海十分興盛，所謂的靈學會吸引了眾多海派文人與市民參加。因此，海派文化精神非單一向度，它可能呈放射狀投向東西文化的各領域，這意味著，任何以時尚、趨新等詞彙來概括海派特點的努力都是徒勞。接下來的問題是，傳統與現代在海派文化裏究竟呈何種態勢？簡單地以混雜來形容恐怕並不能真正勾勒出海派的風貌。
從海派文化到海派文學，雖然這不是簡單的對應關係，但海派文化的複雜性致使文學精神多向度。前文在探究海派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時，重在突出傳統性、包容性是海派文學的一個重要特點，但現代是海派文學的一個基本傾向，這是毫無疑問的；否則，新海派就不會從舊海派中脫穎而出。這就牽涉海派文學如何處理現代與傳統的關係，在趨新、時尚之際，傳統以何種方式存在，如何成為現代一部分，如何與現代交融錯雜；換言之，本章打算探究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參與海派文學現代性的建構。
第一節 都市民間與日常現代性敘事
一、作為一種文學現代性主體的都市民間
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有三種類型：啟蒙現代性、革命現代性、日常現代性。這在學界可能已基本達成共識，審美現代性的有無尚處於爭論中。當然，如果嚴格地看這個問題，這三點還是無法完全囊括現代性語境，譬如尋根文學，它的生存語境很難被納入哪一類現代性語境中。首先，尋根文學是在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氛圍中醞釀的，它的現代性意義毋庸置疑；其次，尋根文學立足本土。改革、開放讓中國麵臨著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全球化意味著民族性、個性的喪失嗎？由於恐慌全球化，擔心文學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民族性將完全淪喪，所以，尋根文學標舉文學創作就是尋找、挖掘民族優秀文化之根，也有作家注重剖析民族劣根，如韓少功的小說，它們有現代指問意義。可見，尋根文學的生存語境是民族性與現代性融合的複合語境。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啟蒙語境、革命語境也是如此。雖然它們以盡力廢棄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這二者之間的反傳統又有不同，革命文學倡導文學有新鮮活潑的民族形式，對傳統精神則絕對反對，但事實上，整個過程猶如：一塊陸地，它的表層土壤被鏟除，上麵覆蓋一層新土，但下麵更堅實的土層、岩石層還存在。所以，所謂的啟蒙、革命再怎麼激進，語境的深層次內涵還是與民族文化緊密相連。尋根與它們有著顯著的差異，尋根文學語境是一種民族性得以高揚的現代語境，而啟蒙、革命文學語境是一種張揚現代性、貶抑民族性而它實則潛在的現代語境。
啟蒙現代性有兩個重要時期：新文化運動以及新時期的“傷痕”、“反思”文學時期。新文化運動是一種曆史文化語境，它宣傳的西方現代文化資源被轉化為文學創作的哲學理念與思想底蘊，以魯迅等人為代表的啟蒙作家甘願把文學寫作當作啟迪民智的活動，在啟蒙現代性語境的製約之下，新文學成為實在的宣傳西學、啟蒙心性的工具。新中國成立以後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尤其是“文革”10年動蕩嚴重地戕害了中國人的身心，曆史驚人地相似，在打開國門之後，國人又一次搜尋西方文化資源，當然，五四新文化傳統也得到強調與凸顯。文學普遍關注大眾的心理訴求，一方麵，文學痛斥階級鬥爭的非人道；另一方麵，人性解放、張揚個性成為文學的熱門主題。所以，啟蒙現代性在本質上就是一種企圖完全割裂傳統的現代性，它對傳統精神或保守主義都持一種警惕態度，無疑，它對文化與文學另類施行霸權行為，傳統被其他者化。在五四期間，封建主義、保守主義遭到當頭棒喝；“文革”之後，批判專製與愚昧是文學的重要主題。
革命現代性是一種配合中國20世紀革命尤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學現代性，在現實需求的推動下，文學往往成為革命的一部分，並服務於革命。革命現代性語境甚至有一係列的成體係的文學理論，“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傳播、革命文學與左翼文學理論和價值觀念的出現，到瞿秋白、魯迅、茅盾等左翼文學重鎮的典範作用及文藝論爭中文藝政治作用的強化；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及其被闡釋，到文藝為政治服務、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寫工農兵英雄人物等觀念成為文藝的指導方針和政策的重要內容”【1】，它們將革命與文學創作聯結起來，使得文學常常附屬於革命、政治。不過，革命的集體觀念也遭到現代文化人的反製，魯迅與左翼作家的矛盾雖然是內部矛盾，但它其實反映了集體對個性的壓製因而激起個體的反彈；30年代左翼作家與新月社、海派、京派文人的論爭在一定程度上看就是大我與小我、集體性與個性的衝突。作家本人有個性地生活與創作、創作發出個人的聲音，還是作家隸屬於集體、創作就是革命的發聲？集體約束與個人自由顯然一直糾結在一起，哪怕是在延安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革命大批判年代，個人的話語從來就沒有消失過，或許它在邊緣，或許在地下。
因革命而引起的衝突有兩種起因，除了革命與啟蒙產生矛盾，這實際上是啟蒙現代性與革命現代性的夾纏之外，革命的功利文學觀也刺痛了文學的神經，他律還是自律？文學的獨立性一直為許多作家所強調，現代知識分子有一個深刻的悖論：“一方麵，現代社會的分化使得藝術家退縮到藝術界從事專門的藝術品的生產；另一方麵，他們又總是那樣的不安分守己，意欲擔綱兼濟天下的重任。”【2】中國現代作家應該是現代知識分子，但在現實與政治的雙重壓抑下，文學過多地向功利性傾斜，因此，文學性的缺失必然導致作家極力捍衛文學的獨立與尊嚴。沈從文當年挑起的京派海派之爭，它的背後隱藏的一個大問題是“文學究竟為什麼”，沈從文反感文學的政治工具觀與文學的消費文化觀，所以，他借批評海派文學之機一箭雙雕地指責了左翼文學與30年代的海派文學。
上述兩種文學現代性都有明顯的功利意圖，啟蒙還是政治或革命，它們的操作主體是啟蒙知識分子與政治家或革命色彩強烈的作家。這裏打算借用陳思和教授的學術觀點：“本世紀以來，學術文化裂為三分天下：國家權力支持的政治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外來文化形態和保存於中國民間社會的民間文化形態。”【3】它們被稱為“廟堂”、“廣場”、“民間”，雖然這幾個概念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問題引發了人們的爭議，但它們的創新價值毋庸置疑，它們準確地定位了中國文學現代性背後的文化資源。尤其是對民間的界定，盡管這個概念不是原創，但還是較好地概括出民間的特點：“（一）它是在國家權力控製相對薄弱的領域產生的，保存了相對自由活潑的形式，能夠比較真實地表達出民間社會生活的麵貌和下層人民的情緒世界；雖然在政治權力麵前民間總是以弱勢的形態出現，但總是在一定限度內接納國家權力對它的滲透。‘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正是這種狀況深刻的說明。但它畢竟是屬於‘被統治’的範疇，它有著自己獨立曆史和傳統。（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審美風格。民間的傳統意味人類原始的生命力緊緊擁抱生活本身的過程，由此迸發出對生活的愛和憎，對人生欲望的追求，這是任何道德說教都無法規範，任何政治條律無法約束，甚至文明、進步、美這樣一些抽象概念也無法涵蓋的自由自在。在一個生命力普遍受到壓抑的文明社會裏，這種境界的最高表現形態，隻能是審美的。所以民間往往是文學藝術產生的源泉。（三）它既然擁有民間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的傳統背景，用政治術語說，民主性的精華與封建性的糟粕交雜在一起，構成了獨特的藏汙納垢的形態，因而要對它作一個簡單的價值判斷，是很困難的。”【4】海派文學如果有一個文化主體，那就是民間，現代都市的民間，而且，作為民間的海派文化更具有一般民間所不具備的特殊性，因為海派文化在租界生成，那是一個更為自由的空間。就政治而言，那裏近於沒有政府，隻有民間性質的管理機構，國家權力幾近於無；租界裏思想絕對自由，文化絕對多元，即便堪稱主流的左翼思潮，在30年代也不能迫使海派就範，未能一通上海；東西南北在上海交彙融通，西方的時髦、頹廢，中國傳統的儒佛道，現代電影，中國的鬼節，等等，各種文化元素奇妙地交雜在一起。這是一個海納百川的民間，市民敞開胸懷，接納任何到來的文化，當然，這並不是說，隻要任何思潮一到上海就為市民所消化、吸收，譬如，左翼文化在上海並未真正向民間滲透。另一方麵，市民也將他們身上的民族古老文化基因融入新生的現代都市，這是一種先天性因素，所以，無論他們來自哪裏，隻要是中國人，他們就崇奉儒佛道文化。因此，張愛玲說：“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5】可見，上海的租界地位大大地促使市民文化繁榮，啟蒙與革命可以在上海發出聲音，但是，他們沒有權力製止另一種話語發聲。除了上述因素，傳統文化在近現代上海複興，從外部條件看，上海物質繁華，現代書刊業發達，這猶如傳統文化的翅膀，終於傳統在民間這個自由領地自由飛翔。“封建性糟粕”難以概述傳統，但這顯示出民間的包容，海派文化當然也有汙垢，因為海派文化更具有包容的氣度。
其次，海派文化是一種商業文化。從縱向看，它源自近代吳越文化；從橫向看，它是西方資本主義擴張的產物。商業文化一方麵在本質上是一種重視物欲享受的文化，金錢至上、物欲第一，上海報刊裏目不暇接的消費品廣告是商業文化的一部分，它既迎合了消費心理，也引導了消費時尚，廣告不乏宣淫宣欲的曖昧。另一方麵，人還有精神需要，其實也就是娛樂、消閑需要，海派文學作為市民消費文化的一部分應運而生。因此，海派文學實際上就是一種市民文學，它的商業性背後是市民文化的民間，它是海派文學的生成土壤。
應該說，海派的民間最具有獨立的地位。陳思和先生認為：“抗戰爆發，由於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動，民間社會逐漸被注意，它與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的新文化傳統鼎立而足的局麵形成。”【6】此前就已經存在的民間之所以直至抗戰爆發後才凸顯與民族主義政治有關，無論在延安還是在重慶，文藝的民族形式的同時強調顯示出民族話語在特殊背景下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借政治上位的民間因而難以避免地遭受政治的壓擠、收編，而所謂的民間往往隻是一些民間文化因素斷片。因此，“我們從文化運動及其變遷的角度看文學史，看到的是民間文化形態被國家政治的改造與滲透，但如果換一個角度，從創作文本的發展來看文學史，民間文化形態就不再扮演那個被動的角色，而是處處充斥著它的反改造和反滲透”【7】。此說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中國是一個官本位國家，政治的力量無比強大，而且，20世紀的政治運動波瀾壯闊，雖然民間有一定的獨立性，可是，民間也被政治化、邊緣化、碎片化。真正維護了民間尊嚴的民間在上海，上海因租界而自由，政治無法掌控上海，“都市裏的民間世界”早就存在著，無須等到張愛玲開掘。一是通俗文學在上海一直都很盛行，二是新海派在30年代展示了它的實力，它與京派、左翼文學分庭抗禮，而且，海派不屈服於左翼政治，兼容並包，顯然海派是民間的一支重要力量。
寫市民、為市民寫，滿足他們的娛樂需求，所以，民間的世俗日常生活走進文學世界成為一種可能，這就是張愛玲等人精心打造的“普通人的傳奇”，在平凡的人生裏找故事，故事背後有趣味、有世俗人生哲學、有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人生體悟。“它將普通人帶入到一種文化轉型中的現代日常生活之中，始終和日常生活所展現出的種種新鮮的物質文明與社會現狀緊密相連；它不太關心‘主義’話語、啟蒙功利、審美反思等總體性價值目標，而是著重表現普通人在時代巨變中的種種瑣碎的、片斷的、平麵化的、被稱之為‘現代性碎片’的感受和體驗。”【8】可能日常生活敘事的範圍大於海派文學敘事，但是，海派是世俗生活敘事的主體。因為在上海生活圈裏，市民有更為貼切的現代化體驗，他們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徘徊，留戀傳統也是他們的特性，隻要現代作家以民間上海為敘述對象，他就必須麵對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市民的生活經驗，因此，海派有得天獨厚的世俗化生活敘事優勢。同時，以市民的文學消費做基點的日常化敘事也是一種功利性很強的現代化敘事，商業消費有如無形的巨手，它牽引了文學創作。可見，消費與啟蒙、革命一樣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動因，在文化主體上，它們分別對應民間、知識分子、官方。必須指出的是，海派的民間是比較純粹的民間，它沒有政治的幹涉，隻有作家對讀者的迎合，總之，貼切讀者的心從而贏得讀者是海派文學的根本特征，所以，若論真正的“民間”文學，海派文學不可或缺。
二、受製於都市民間的日常現代性
作為市民文學，海派文學成功地傳達了飄溢在都市民間的淫蕩氣息，因而表現情色與愛欲是海派文學一貫的主題。從20世紀20年代末的張資平、葉靈鳳到30年代的劉呐鷗、穆時英、施蟄存、邵洵美再到40年代的蘇青、張愛玲、無名氏等，海派作家一律善於捕捉都市的曖昧並將其反饋給市民。渲染人的情欲的是張資平、葉靈鳳，受革命文學的影響，而且他們本身也曾是革命文學家，所以，他們的小說難免打上革命印記；30年代的上海極具先鋒性，而且，頹廢藝術也高調登陸，所以，新感覺派小說家、頹廢詩人邵洵美在他們的作品裏表達了現代背景下都市人物欲的掙紮與沉淪；蘇青、張愛玲等則以特有的女性意識抒寫女性的內在欲望。不難看出，海派文學裏的欲望書寫都有一定的現代意味，不過，傳統也是它的另一麵。情欲以及情欲的宣泄，在中國被稱之為懷春，這是民族的一種古老文化心理，海派文學的懷春書寫正是民族基因的現代浮現，後文將有專節論述。
海派文學敘事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它敘述新舊交雜時空中的人生，並進而通過日常生活這個舞台演繹人們的生之欲望、苦樂，在悄悄流逝的歲月中平常人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彷徨、困惑。在上海，戶外觸目所見有許多現代性因素，但室內的生活狀態卻是傳統的，不僅空間如此，時間往往也都停頓。換言之，高樓、街道、電影、留聲機、舞廳、書刊等，外在的現代文化將上海裝扮成一個時髦都市，但在房門內，時光仍是過去式。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作家善於觀察戶外，有的則聚焦於戶內。這種狀況或許切近有人所言：“新感覺派的上海與張愛玲的上海正好構成了兩個反差性的東西：動與靜。”【9】新感覺派多敘述上海的外觀、情緒，所以，上海在舞動；張愛玲則將視角對準了石庫門以內，所以，她的小說多呈靜態。不過，這是相對而言的，新感覺派動中也結合有靜，張愛玲也將靜態置於都市的現代化過程中。以《傾城之戀》為例，它開頭寫道：“上海為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鍾都撥快了一個小時，然而白公館裏說：‘我們用的是老鍾。’他們的十點鍾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就小說而言，白公館裏的人還生活在過去，時光靜止不動，至少它不能隨戶外世道的演變而變化。這是很有寓意的一筆，白家是眾多上海家庭的一個縮影，雖然大眾不可能都是貴族，但他們的“時間”大都晚於快速的現代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講，他們也都是遺老遺少。毫無疑問，《傾城之戀》對現實的概括很精當。這種新舊混雜的時空在予且、蘇青、施蟄存、徐訁於等人的小說裏常見，即便是以先鋒而著稱的穆時英、劉呐鷗也注意到了現代人尷尬的生存場景。日子在流淌，生活的底色或許陳舊，但新的東西仿佛推開窗後迎麵而至的風，它影響人的生活，繚亂人的心緒，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人究竟何為？事實上，在海派文學裏，義無反顧朝前衝，一味以現代形象示人的時尚男女雖然有一些，但更多的還是往前走一步又後退半步的小市民，在傳統與現代之兩端，他們沒有偏執，或因羨慕現代物質享受、時髦文化而鄙視傳統，或因坐享傳統權利而漠視現代。昆山蟬阿姨想自我一回，做一個解放的現代女性，終究也是虎頭蛇尾，白流蘇的出走看似現代，其實也隻是為自己找一個人生歸宿、可以依附的男人，阿福企圖在花的培育上有所成就，可個人的誌向被幸福的家累所取代，還可以列出一長串海派男女。在都市的民間社會裏，那一個新舊混雜的時空中，他們也是新舊合一的，絕對的新潮與絕對的保守恐怕都不是海派，要麼就是先鋒在作秀，要麼就是頑固的新移民。總之，在日常生活中，人物總是新舊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