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忽必烈招致趙孟頰以後，問趙孟頰說“葉李與留夢炎孰優?”趙孟頰回答說：“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趙孟頰的意思是“夢炎優”。
忽必烈不以為然，說：“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遵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葉李為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忽必烈認為葉李賢於留夢炎，就是反對“依阿取容”之風，倡導廣開言路、踴躍進諫之氣。
為了扭轉阿諛逢迎之風，忽必烈無處不表現出鼓勵進諫的樣子，而反對那些溜須拍馬之人。某天，一位獵者不慎將忽必烈一鶻（獵鷹）丟失，忽必烈見丟了心愛的獵鷹，非常生氣。一位侍臣見狀，從旁邊大聲說：“宜加罪”。忽必烈對丟失獵鷹生氣，而對別人的阿諛迎合更為生氣，下令杖罰迎合的侍臣，而對丟失獵鷹的獵人則釋而不問。
對那些敢於直言進諫的人。忽必烈都給鼓勵和表揚，比如，姚天福敢於“廷折權臣”，忽必烈很是欣賞，特賜名為“巴兒思”，“謂其不畏強悍，猶虎也”。
要扭轉阿諛取媚之風，真正廣開言路，光靠皇帝鼓勵大臣們廣泛進言是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皇帝要有虛心納諫的姿態。忽必烈在漢儒們的幫助下，逐步認識到了這一點。
忽必烈過飲馬時，得了足疾，許國禎為忽必烈配製了草藥，讓他喝。忽必烈嫌“藥味苦，卻不服”。
許國禎勸道：“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忽必烈聽了，沒有說什麼，但還是沒有服藥。
後來，忽必烈足疾發作，再召許國禎診視，忽必烈特對許國禎說：“不聽汝言，果困斯疾。”許國禎回答說：“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勸忽必烈注意納諫。忽必烈聽後特贈以七寶馬鞍。
在這之後，忽必烈牢記“忠言逆耳”的話，對大臣們的進諫都能虛心接納。
忽必烈受漢儒影響頗深，欲在宮廷中確立嚴密的等級禮儀秩序，曾對撒蠻說過：“男女異路，古製也，況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撒蠻受任之後，對宮廷人員按照“禮”的規定嚴格要求。有一次，近臣孛羅因受忽必烈之命匆匆出宮，行道失次。撒蠻“怨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忽必烈等了好長時間，不見孛羅回來，詢問原因，方知被囚，急令撒蠻釋孛羅之罪。撒蠻遂進諫說：“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忽必烈聽了這話，深表讚許，說，“卿言誠是也”。
還有一次，獵人亦不剌金狩獵時射兔，結果誤中名駝，把名駝射死了，忽必烈一怒之下要殺死獵人。鐵哥見狀，進諫道：“殺人償畜，刑太重。”忽必烈猛然醒悟說：“誤耶，史官必書。”就把那個獵人放了。
伯撒王妃患了眼疾，一位醫生用針灸治療，因失誤，把王妃的眼睛刺瞎了。忽必烈大怒，要處死那位醫生。許國禎聽說後，進諫道：“這位醫生罪固當死，然原其情乃是恐怖失次所致。如果殺了他，以後誰還敢給王公貴族看病了?”忽必烈聽了，覺得許國禎說的對，特獎諭許國禎說：“國禎之直，可作諫官”。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忽必烈巡幸上都，駐蹕於察納兒台之地，留守大都的耶律希亮趕來奏事，奏對完畢，董文忠詢問大都近事。耶律希亮說：“囹圄多囚耳”。
此時，忽必烈正倚枕而臥，聽說大都監獄關了好多人，頓時從床上坐起，忙問原因。耶律希亮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忽必烈聽了這話，很是吃驚，忙問“誰傳此聖旨?”中書省臣回答說：“此旨實脫兒察所傳。”
忽必烈就召來脫兒察詢問原因。脫兒察奏曰：“陛下在南坡時，以此旨語蒙古兒童。”忽必烈聽了這話，一下子想起來了，說：“前言戲耳，曷嚐著為令式?”因下令治了脫兒察亂傳聖旨之罪。
耶律希亮又奏道：“令既出矣，已經在民間造成了影響，現在必須明其錯誤，以安民心。”忽必烈對耶律希亮的說法很讚同，立即派耶律希亮返回大都，諭旨中書省，明文收回先前所傳聖旨。
元滅亡南宋之後，忽必烈為控製亡宋之人，意欲把江南宋朝宗室及豪族大姓遷移到北方。葉李聽說後，進諫道：“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裏。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忽必烈聽後立即消釋了移民的打算。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春，右丞相和禮霍孫率百官奉玉冊玉寶，為忽必烈上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諸王百官朝賀，喜氣洋洋。
忽必烈高興之餘想大赦天下。
張雄飛知道後就進諫說：“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忽必烈聽了很高興，讚譽張雄飛說：“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今從汝。”於是隻降輕刑之詔。
忽必烈要求臣下直言進諫，也能做到身體力行，勇於納諫。有時大臣忤旨，他不接受進諫，但也不怪罪大臣，事情過後，仍加撫慰。比如，忽必烈準備征伐日本，王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便。”
忽必烈不聽，而且還很生氣。王磐見狀很傷心，說：“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為耶?”。
第二天，忽必烈消氣以後，覺得自己昨日對王磐的態度很不好，就特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又將內府珍玩碧玉寶枕賜給王磐。
又有一次，尚書參知政事何榮祖反對桑哥理算錢穀，多次在忽必烈麵前請求罷之，忽必烈不從，他就進一步懇請，“至於忤旨不少屈”，最後僵到忽必烈下令，他也不在文書上簽字。就是這樣，忽必烈也沒有懲罰何榮祖。後來，理算錢穀使人民深受其害，忽必烈又想起了何榮祖之言，下令停止理算。
忽必烈確實像他自已所說的那樣：“朕於廷臣有戇直忠言，未嚐不悅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嚐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直言者，均受到忽必烈的讚揚和重用。
在忽必烈的倡導下，阿諛逢迎之風有所改變，直言進諫的人越來越多了。
仁恕公正得人心
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忽必烈逐漸形成了寬仁厚重的性格，與曆史上那些性格暴躁、喜怒無常的皇帝相比，忽必烈的性格是比較溫和的，他從不因喜悅和偏愛而賞賜一個無功者，也未曾因發怒亂殺一人。他對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因此，特別在用刑上十分慎重。
忽必烈曾經對管如德說：“朕治天下，重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麵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奸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
忽必烈是如此說，也是如此做的。他在殺盧世榮和桑哥之前，都曾召集大臣和盧世榮、桑哥論辯，諸事落實之後，方才殺之。
桑哥當權，最受忽必烈愛幸之時，程钜夫曾上書彈劾桑哥，桑哥怒不可遏，羈留程钜夫，“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忽必烈未因為愛幸桑哥而按他的話去亂殺人。
忽必烈曾經對宰臣說過：“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複奏。”史家對此話十分感慨，謂“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確實，忽必烈為了避免亂殺無辜，想盡了辦法，其慎刑仁恕之之例比比皆是。
李璮叛亂，忽必烈追究其事時，發現某些漢人曾同李璮往來，也意識到其中一些漢人極力反對蒙古人的統治，他控製住了自己的感情，隻殺了與李璮叛亂仃關的王文統，其餘，佯作不知，不做任何處理，沒有把事情搞得擴大化。
阿合馬事件發生以後，他看到了其中漢人反對色目人以至反對蒙古統治的跡象，但他也沒有把事情擴大，僅殺了王著、高和尚、張易等人，其餘不加追究。
其後的盧世榮事件、桑哥事件，忽必烈處理得也很慎重，沒有擴大化。就連南台禦史上章請求忽必烈禪位於皇太子真金之事，忽必烈也未予深究。
實際上，忽必烈要弄清南台禦史上章之事，不是很困難的，他不加深究就是不想把其事擴大，比較寬鬆地處理了似有發展成為政變的大事。
忽必烈在一些小事也體現出了慎刑的精神。比如，宋將劉整投降蒙元以後，宋朝荊湖製置使李庭芝為了離間劉整與蒙元的關係，特以金印牙符，授給劉整漢軍都元帥、盧龍軍節度使、晉封為燕郡王等官職。其書被永寧令得到，馬上傳送於朝，忽必烈令張易、姚樞了解其事。劉整親自辨明於朝，說自己實在不知。忽必烈聽了劉整的話，未加深究，僅讓劉整複書李庭芝就算完事。忽必烈處理慎重得體，沒有激起劉整之變，忠心耽耽地為元朝賣命。
某次，有位牧人盜割駝峰，忽必烈下令處死牧人。鐵哥諫阻道：“生割駝峰，實為殘忍，但因此處死牧人，恐非陛下仁恕之心。”忽必烈聽了，覺得鐵哥說的對，用比較輕的刑罰處理了牧人。體現了忽必烈的輕刑和仁恕思想。
南宋滅亡之後，江南某些道觀藏有宋朝皇帝畫像，有位僧人與道士有矛盾，便將其事報告了朝廷。忽必烈初聽其事，以為江南人民仍有造反之心，想處以重刑，但又有些猶豫，特以其事征求石天麟的意見，石天麟說：“遼國滅亡以後，遼國皇帝和皇後的銅像在西京一直保存，至今仍然有之，未聽說還有這方麵的禁令。”忽必烈聽後疑心頓釋，對江南道觀及人民保留宋朝皇帝畫像等事一概不問。
忽必烈對朝廷中的大事和小事慎於用刑，主要基於儒家的仁恕思想，對人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就連對一般的老百姓也是這樣，遇事處理得都比較寬容。
比如，至元二年（1265年），張弘範駐守大名（今河北大名），正值大水，許多村莊房舍皆被淹沒，受災的老百姓無力交納租稅，張弘範遂自作主張，免除了老百姓的租稅。
有人將其事上奏朝廷，忽必烈欲治其專擅之罪。張弘範請求入見，對忽必烈說：“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忽必烈聽了這話，未明其意，問，“何出此言?”張弘範回答道：“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
忽必烈聽後覺得很有道理，說：“知體，其勿問”。忽必烈讚同張弘範擅自免除民稅的做法，體現了他的輕刑思想，也表現了忽必烈具有一些愛民、惜民之心。
節儉為上促興邦
史家曾根據忽必烈相繼任用阿合馬、盧世榮和桑哥理財，對其提出異議，而批評他“嗜利”，實則不然，忽必烈注重理財是講究功利之舉，目的是讓國家盡快富起來。忽必烈並沒有把國家錢財據為已有，隨意揮霍，而是時時從大局著眼，以節儉為上。
從元太祖成吉思汗以來，曾給予蒙古宗親、大將、功臣以大量賞賜，忽必烈也未例外，也常賞賜功臣，被人們看成是一種浪費之舉。
不過，忽必烈同窩闊台等大汗不同，他從未亂行賞賜，並且有一定節製。忽必烈並未濫加賞賜，所賞所賜者均為應該受賞受賜之人，起到了調動大臣將領積極性的作用。
忽必烈賞有勞而賜有功，但為了節約國家錢財，每次賞賜的數目都有一定限度，而不是無止境的隨意亂賞。忽必烈治國能從節約的角度著眼，賞賜有一定節度，這對於節約國家錢財具有重要意義。
忽必烈在位期間也曾興建土木工程，但他並未過份，主要是修建了兩都。忽必烈修建兩都務求豪華壯麗，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宣揚國威、促進蒙古族的漢化都是必要的，並不是一種奢華之舉，也不是一種不該花錢的浪費。
忽必烈在修建兩都之時，曾經考慮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盡量不影響農業生產，在農閑時建造。
由於忽必烈注意到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盡量不誤農時，所以，兩都雖然修建的豪華壯麗，人們並沒有感到負擔過重，也未引起社會動蕩。
尤其應該指出的是，忽必烈把兩都修建的富麗堂皇，不是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為國家的象征，從一開始就警惕自己貪圖享受。他在大都即將修成之時，從漠北舊居移來青草一株，栽種於王宮丹墀之前，起名為“誓儉草”（或作“思儉草”），目的是讓自己不忘“太祖創業艱難”，讓“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
忽必烈就是這樣，以不忘祖先創業艱難之精神激勵自己，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至於忽必烈節儉到什麼程度，根據時人及後人的部分記述，也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時人王惲曾在奏書中說，忽必烈“臨禦以來，躬先儉素，思複淳風，如輕衣而貴綢繒，去金飾而樸鞍履。至衣服等物，銷織鍍呀之類，一切禁止”。
據說，忽必烈從不穿戴貴重華麗衣帽，衣服常常是補了又補。後來，忽必烈曾將自己穿過的衣服儲於箱中，以教育子孫保持勤儉之節。史載，武宗曾與皇太後等設宴於大安閣，大安閣中有一“故篋”，不知何故，特問宦官李邦寧說：“此何篋也?”李邦寧回答說：“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檢，可為華侈之戒。’”武宗聽了，大為感到，下令打開箱子觀看，武宗見了世祖所用裘帶，十分感歎地說：“非卿言，朕安知之。”
當時，有位宗王在旁邊，接著武宗的話茬說：“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李邦寧聽了，不同意那位宗王所說的話，說道，“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掊怨，豈美事耶。”武宗及皇太後聽了，深表讚同。
英宗也曾“禦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據此，我們可以知道，忽必烈的個人生活十分節儉，甚至達到了苛薄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