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團的內部洗牌，是導致皇帝頻繁更替並殞命的另一個原因。利益集團為爭奪政治權力的互相傾軋，使一幹無辜的少年皇帝，甚至是幼年皇帝都成了犧牲品。前麵表單上隻是記載了在位一年或一年以上時間的皇帝，其中略去了一些在位時間不但不足一年，而且沒有被史學界承認的皇帝，如漢德帝劉慶（漢安帝劉祜在位時期追諡）、漢穆帝劉開、漢崇帝劉翼（漢桓帝劉誌在位時期追諡）、漢孝元帝劉淑，以及漢仁帝劉萇（漢靈帝劉宏在位時期追諡）。
被曆史遺忘的女人
攝政的皇太後，即前任皇帝的妻子，是個地位比較特殊的人物，介於利益集團代表與皇帝之間。理論上講，由於古中國女性社會地位較低這個特殊原因，為了避有牝雞司晨之嫌，身處皇太後之位的人，不該直接過問政治上的事務。然而現實中，這些皇太後們往往按捺不住寂寞而染指最高權力。
換句話說，皇太後有成為皇權實際掌控人的概率。
東漢時期，就有這樣兩個典型。其一是漢和帝的皇後鄧綏，她在漢和帝生前就參與聽政，曆時4年。在漢和帝死後又執政16年，執政時間為105-121年，期間經曆的皇帝有漢殤帝和漢安帝。前後合計20年。其二是漢順帝的皇後梁妠，她在漢順帝死後執政6年，執政時間為144-150年，期間經曆的皇帝有漢衝帝、漢質帝和漢桓帝。客觀地說，認定女性不適合作為最高權力執掌者，是一種性別歧視。曆史證明，在女性的政治能力足夠的前提條件下，她們在政治活動中所做出的成績將不比男性遜色，甚至一樣的功勳卓著。帝國的終極形態下，還會有一個現象，那就是大量的社會資源被利益集團壟斷，而餘下的資源仍會以加速的狀態向利益集團方向彙集。帝國運轉的時間越久，利益集團吸收資源的能力就越強。
資源的分配狀態直接影響了經濟收益的分配狀態。資源的過於密集，意味著社會中成員的經濟收入將非常懸殊。用現代經濟學理論解釋這現象是基尼係數過高。
無可否認，經濟收入的懸殊差別將造就社會貧富差距過大，而這恰恰是容易引起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後世有文人用詩句精準地描述了這種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現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漢篇中，也曾提及過社會分配機製故障而導致帝國最終的無以為繼。不過另一個因素也能導致社會秩序的紊亂，那就是現行的經濟模式無力承載高速增長的人口。從幾個曆史數據，和對應的曆史時間段以及所發生的曆史現實，我們可以看到，西漢帝國的社會總人口臨界點在5000萬上下。
漢帝國初年（公元前206年），人口約為1500萬至1800萬之間。
這個數據是由近代學者梁啟超估算所得出的結論，本文僅以此為準。後高祖時代，也就是文、景二帝統治時期，由於寬鬆的經濟政策，人口迅速恢複正增長。在漢景帝執政的末葉，人口數量增長至約3600萬。
漢武帝初年，經濟仍以文、景二帝時期的慣性發展，人口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至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也就是馬邑之圍前一年，西漢帝國的人口首次達到臨界點，人口約為5000萬上下。此後發生的大規模對外戰爭，使人口增長抵達拐點時刻，轉為負增長。漢武帝執政末年，人口大幅度衰減，據史書上記載，當時官方統計的戶口減半。料想除去戰爭傷亡以及經濟衰退導致的人口減少外，還應該有一部分人口因經濟原因脫籍，也就是不在政府統計範圍內。
因此，當時人口初步估算為3000萬以內。
之後由於西漢帝國中央政府再次放鬆經濟政策，隨著經濟環境的趨於穩定，人口再次恢複至正增長。等到漢平帝繼承皇位時，帝國的人口總量已經接近西漢帝國時期的另一個峰值。元始元年（公元2年），西漢帝國的人口統計數據為近5960萬。其時，正是西漢末年，王莽為真正的核心執政者時期。
有關王莽執政時期（含正式稱帝階段）前後，西漢帝國的經濟、政治情況及背景，在漢篇中已經解釋得非常詳盡了，這裏不再複述。
此處著力要說的問題是，西漢帝國末年導致社會出現經濟壓力的原因是多重的，是錯綜複雜的。這其中既有龐大的人口數量問題，又有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還有邊境摩擦等影響經濟秩序的因素等。在諸多可影響經濟秩序的變量作用下，我們很難說清楚，到底哪一個因素是導致西漢帝國經濟體係崩潰的元凶，或在這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