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裏要講主義，心裏要想生意
《後漢書·光武帝紀》中有關劉秀稱帝前的戰爭記載，幾乎無不是一麵倒的局勢，幾乎把他說成一個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神仙，僅次於坐地升仙。這顯然不是一個客觀嚴謹的態度。曆數光武帝參與過的這些戰爭，如果以書中敘述的規模為準，那麼直觀給人的印象是，這些仗就算是不打，僅僅是戰爭前期的組織、動員、籌備後勤物資及軍餉等準備工作，就足以占去三年以上的時間。
種種不合客觀規律的記錄，無不在向我們證明，《光武帝紀》中的戰爭信息非常難以作為有曆史參考價值的信息。不過這篇曆史記錄中卻又不是一無是處，因為最關鍵的信息往往都處在最隱蔽的角落之中。那就是光武帝在參加戰鬥後，每到一個新的地理位置後，首要的工作就是與當地的政府官員做交流、溝通，以保證良好公共關係，這為他日後接掌整個帝國的最高權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具體例證是《光武帝紀》中這樣一段記載：（公元23年）十月，（劉秀）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複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
這段話大意是說，劉秀在公元23年10月的時候，得到當時他的上級領導更始帝的任命，渡過黃河北上，去安撫北方各城市的社會群眾，整頓紊亂的社會秩序。劉秀的入手點就是地方政府官員和地方利益集團的核心人物，名義上是充領導考察官員的政績，實際上是去開政治支票，當下兌現，立刻派發的福利是釋放犯人，並把王莽政府的法規製度廢除。從一片喜慶的結果上看，劉秀的政治支票在這些利益集團中間很受用，信用度比較高，是硬通貨。
類似的事情無獨有偶，《光武帝紀》中還有記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二月，劉秀又頒布了一條政策：“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湣之。其並複故國。”這同樣是給予舊利益集團優厚的福利待遇。
至於其他籠絡人心的做法，更是不勝枚舉。利益開道，自然免去了很多抵觸，同時也獲得了相應的政治支持。說白了，與其說劉秀是打下來的皇位，不如說他是談出來的皇位，真正令他走向國家元首之路的核心力量不是由他的武力輸出係統，也就是軍隊來構成，而是由舊帝國政權的官僚體係給予的支持來構成。正是這些昔日帝國的官僚以及他們背後的利益集團，才將劉秀推上了曆史舞台。從這個角度可以判定，劉秀不算是正式的軍人，而是個標準的政客。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劉秀獲得最終統治權沒有采取暴力手段。有史記載，在劉秀稱帝後十餘年時間裏，中華大地上仍舊是一片混亂，烽煙四起，到處是割據勢力。這些割據勢力各自為政，自立為王。而劉秀及他的手下除了不停地在這些割據勢力間周旋外，偶爾也參與一下武裝爭鬥。
在當時最有名的反政府割據勢力首推赤眉、綠林兩大軍團，其餘地域性的割據勢力更是不計其數。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曆史細節是，在劉秀稱帝的同一時期，各地軍閥稱王稱帝的以十計數。正是這些無原則無底線的割據勢力存在，才成了全國範圍武裝禍亂的根源。直至建武十二年，也就是劉秀稱帝的12年之後，戰火才平息。
東西兩漢交替時期，社會麵臨著巨大的經濟壓力。在漢篇末一節我曾經解釋過這個問題。經濟上嚴重的故障會導致社會的自我調節，而這種自我調節的過程絕難避免矯枉過正。最常見的就是，以流血死人為代價來釋放經濟壓力。
更為不幸的是，在劉秀稱帝後的12年時間裏，除去頻發的戰爭外，蝗災迭現是另一個破壞經濟秩序的禍患。天災加人禍，使本就不樂觀的經濟形勢雪上加霜，使社會中脆弱的經濟鏈條戛然斷裂。
無可置疑，這是令人口數量迅速進入一輪負增長階段的罪魁禍首。根據史料記載，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也就是西漢末年，官方統計的人口總數量有近六千萬之巨，而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官方統計的人口總數量僅有兩千一百餘萬。盡管官方統計的數字與實際情況稍有出入，可兩相對比之下，如此巨大的人口數量縮水，還是令人觸目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