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王莽是靠拉高官僚集團的福利以及綜合政治待遇的手段，才獲得了最高的權力，那麼順著這個邏輯我們應該知道，他當權後執政的路線必然也要圍繞著這個政治諾言來進行，否則他之前所獲得的支持立刻就會煙消雲散。當已知的社會福利額定不變，拉高官僚集團的福利待遇，勢必要壓低帝國社會中其他社會成員的福利待遇。前文說過，西漢帝國因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平衡，已經岌岌可危，行將就木，此時再變本加厲地施加壓力，將社會中僅存的經濟資源由底層強行拔上來，其造成的效果就如同抽水機抽水一般，將原本分配於社會中供普通社會成員賴以生存的資源徹底抽幹。
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王莽施加給官僚集團高層的恩惠，會逐級放大。因為官僚集團的高層成員，又處在若幹個小政治集團的頂端，並代表著各自所處的小政治集團的利益。這些小政治集團的成員們將所需福利層層加碼，最終形成一個龐大的福利需求缺口。而這缺口理所當然地由社會來買單。
早在秦篇我們就曾提過，政客們嘴上說的，不見得就是心裏想的，或者是即將做的。對於他們公開的說法，至多隻能聽一半，更多的是聞其言觀其行。
我們不能根據王莽說過類似於“使耕者有其田”的話，就認定他一定會將施政方針對準這一目標；我們也不能根據他做了拿出自己所占土地中的九牛一毛充公國有，就認定他為了平衡社會資源分配，而捐獻出了自己所有的財產，並過著苦行僧樣的日子。總的來說，王莽的這些行為都是些政治秀而已，並無任何有創造性的政治舉措可言。
與王莽同時代的政客很多，但是登上九五至尊位置的隻有他一個，除去政治謀略和手段外，他出色的政治表演天賦不得不令人歎服。他是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政治“影帝”。最終坐上皇帝的寶座，是這殊榮的惟一肯定。而他的即位典禮，則是政治秀奧斯卡獎的頒獎儀式——倘若有這個獎項的話。王莽的政治秀給後世的啟示是，隻要政客自己肯做出象征性的政治行為，其政治上的擁躉也會跟著做出同樣的舉動，隨後就會形成一道政治熱浪，這熱浪產生出來的力量將會為政客所用——這一點政治技巧在後世的政客手中屢試不爽，萬無一失。我們不必為被裹挾於其中的民眾悲哀，他們被愚弄也並非完全是他們的錯。巨大的羊群效應產生時，往往令人來不及思考，還沒等走出迷茫就被政治潮流推著向前昂首闊步。少有的清醒者，他們微弱的聲音也將被淹沒在喧囂的政治洪流中。清醒者們也無力反抗，因為巨大的政治壓力會使他們的反抗徒勞，並且會遭到劇烈的迫害。
根據“王莽改製”，有人將其認定為激進的改革者，我個人是存疑的。因為我不曾看到任何觸及帝國製度實質的舉措出現。無論是“王田製”，還是貨幣體製改革，都隻是些膚皮潦草的技術手段，而不是深入地調整社會資源分配和社會經濟結構。
眾所周知，無法執行下去的政策都是空談，盡管它描述的景象非常美妙。直至今天，我們尚無證據判斷，王莽到底是否知道“王田製”隻是個空想，但我更傾向於相信，他從一開始就知道這製度根本無法落實，隻是畫餅成樣做個架勢給社會看看而已。
有關王莽是個盡信書的書呆子這一說法，或者說王莽是個一心為民卻誌大才疏的為政者的說法，也很值得商榷。首先，一個盡信書的書呆子，不可能運用政治手段如此熟稔，近乎爐火純青，更毋論獲得最高統治權。說他一心為民，顯然又高看他了。他和以往我們所聽過，所見過的政客並無兩樣，也都是權力的奴隸——其苦心孤詣的經營無非為了權力二字。況且從他大幅度提高公務員待遇這一曆史細節上看，也找不出半點為社會減負的意圖。至於說他沽名釣譽、籠絡人心，則是依托成王敗寇的邏輯展開的詆毀、誹謗。須知籠絡人心本就是政治手段的一種，作為政客必須要熟練地掌握才能在政治場中遊刃有餘。作為政客，王莽對於可以影響他穩固權力基座的社會成員的政治信用是非常高的。這對於政客來說，是最聰明的做法。事實上，政客也不可能討好所有的人，因為同一個社會群落中，每個成員的利益各不相同。作為政客，隻要能做到討好最能影響他權力的人，這就足夠了。
說了這麼多，隻是想告訴讀者們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不要孤立地就某一個曆史的細節便匆匆地下結論，而是要結合多方麵的因素來具體綜合分析，切忌斷章取義。同時這裏也要澄清，王莽是一個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理想化的曆史符號。
我們反觀王莽大力倡導儒學，其用意不言之明。表麵上是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實際是為了嚴格地界定社會等級，保障特權階級利益，並恢複高度集權的體製。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甚至不惜動用高壓政治。以儒治國，對於西漢帝國來說不是什麼新鮮事。從帝國中葉起，就曾提倡過這一理念，而王莽重新拋出這種論調，可以說是炒冷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