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典故叫賣官鬻爵，講的就是這種透支的表現形式。直白些說，就是具備錄取公務員權力的官員，將公務員這職位當成商品向有意從事政府行政工作的普通社會成員來兜售。作為購買這種特殊商品的社會成員，其購買意圖不是消費，而是投資。在走馬上任後，也就是社會角色轉變之後，他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獲取足夠的經濟收益，以彌補先前投資造成的支出。而後再獲得的經濟收益才是他的投資利得。
由此不難推測，在經濟意圖的催化下，官員們擴大公務員編製的借口層出不窮，帝國的基層公務員數量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膨脹起來。一批批冗吏像澆了大糞的莊稼一樣，茁壯地成長了起來。
毫無疑問，公務員的數量增加，意味著社會中參與生產經營等經濟活動的社會成員減少，這是個此消彼長的關係。在人口總數不變的假設下，人口數量的變動，是最具欺騙性的障眼法，其實戳穿這騙術一點都不難，用數學的方式一計算比例便知，到底是人口數量增加得快，還是公務員數量增加得快了。現實告訴我們，帝國體製下，無論人口是增是減，在經濟目的的催生下，公務員數量增長的曲線總是上行的。就此也可斷定，人口增長導致公務員數量增加是個糊弄人的噱頭，兩者的數量變化並無絕對的關聯。
臃腫的行政管理體係必然帶給社會沉重的經濟負擔，這對於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以及相關高層來說，並非一件值得樂觀的事情。因為這會蛀空，甚至動搖帝國的根基。作為帝國的高層，必然要極力抵製這種無限製擴大吏員的行為，然而往往卻徒勞無功。一個通俗的說法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不是禁止我擴大編製嗎？我搞點編外人員出來，上麵查下來，我就說這是“臨時工”，風頭緊了，我就遣散他們，風頭過了，我再把他們招回來。一旦出了政治事故，可以找個替罪羊，實在不行，把直接責任人一開掉，就萬事大吉。
此種高度理性的“經濟”行為及價值觀的存在，其造成的一切成本，都將轉移到社會中去，變成實實在在的社會負擔。長此以往，社會總有一天會不堪負荷而瀕臨停轉危機，帝國也就在這停轉中潰散。
我們扣除權力的影響，換個角度再去考慮公務員的增加速度，同樣會有驚人的發現。前文說過，公務員是一種不事經濟產出工作的勞動力。如果把職業視為獲取經濟給養的途徑時，那麼僅從經濟的角度來考慮，我們是否可以理解為，在帝國社會體係內，其他的職業無法比公務員這個職業更容易獲得經濟給養呢？或者說，在不具備可形成經濟給養通道的其他資源時，成為帝國公務員是一個最低成本的選擇，如果再扣除機會成本的話。這畢竟比違背帝國法律等製度（典型如使用暴力掠奪，也就是搶劫，或者是盜竊）的成本更低。或者再反過來說，正是因為這些人不具備可形成經濟給養通道的資源，為了生存，主觀上又願意為帝國政府服務，帝國政府會不會為了維係暫時的穩定，而將他們納入到體製內做公務員安排呢？這又是個懸而未解的問題，僅供讀者參考。
無論這假設是否合理，不事經濟產出工作的社會成員每增加一個，就會增加社會一份的經濟負擔。我們姑且認定這個假設合理，那麼就有了如下的推斷：一部分人先失去了經濟給養的通道，選擇了進入體製，那麼他們的經濟給養就變成了財政支出的一部分，也就是增加了財政支出。為了財政收支平衡，相應的，就要提高財政收入。換句話說，就是要加稅。眾所周知，稅源是從事經濟產出工作的社會成員的經濟收益分成。多一名公務員，就要從社會中從事經濟產出工作的社會成員的經濟收益中多分掉一筆。在現實經濟環境中，社會成員的經濟收益有高低之差，收益低的，很可能在加稅中麵臨生存臨界點，當超越了這個點時，他固有的經濟收益模式就將無法維係其生存，那麼將會導致其脫離原有的經濟收益模式，順勢轉變為無經濟給養通道之人。而後，他同樣選擇了進入體製，享受財政支出作為自己的經濟給養來源。不用多說，讀者們自然看得出，從事經濟產出工作的社會成員與不事經濟產出工作的社會成員，兩者間麵臨著的此消彼長，將使社會整體的經濟產出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