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從事經濟產出工作與否的博弈會產生分野嶺，博弈結果總是不出人意料的，即成本最低的方式獲勝。用數學方式表現出來，兩者數量上所形成拋物曲線的進行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具體點描述是，從事經濟產出的人數的拋物曲線向下，而不事經濟產出的人數的拋物曲線向上。在經濟形勢急轉直下時，這種趨勢尤為明顯。
當然，上麵論述的隻是理想狀態下的情況，現實中，更普遍的情況是，公務員這一職業作為一種特殊稀缺的資源而存在，它隻能滿足一部分社會成員的需求。絕大部分社會成員都處於距這特殊資源近乎絕緣的地帶中生存。換句話說，絕大部分社會成員在斷絕其他經濟給養通道後，對這種享受財政支出的待遇，也就是吃“皇糧”的特權求而不得。
天災人禍下的經濟危機
綜合前麵的幾個視角可知，它們都能成為帝國衰落乃至覆滅的經濟依據，其中的經濟邏輯嚴實合縫，因果關係異常明顯，以至於令人無法忽視其規律性及合理性。總結起來，資源的密集程度與利用率，人口的密度和社會平均資源占有率的差距，以及人口的增長速度，這三部分內容都具備影響整個社會群落是否能持續運轉的能力，任何一部分產生異動，都將影響到帝國的長治久安。
然而必須要說明的一點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內，因這三部分內容異動而產生的社會矛盾不會被暴露，相反，它們都將被掩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泡影中——此時尚能保證社會的安定。當繁華褪盡，經濟泡泡被現實刺穿，也就是經濟增速放緩，甚至走下坡路時，這些矛盾就會頻頻爆發，層出不窮，社會隨之產生海嘯一樣的重大動蕩。
經濟有它自身的規律，有波峰有波穀，因此根本難以保證其持續以同樣的速率增長。帝國的痛腳就在這經濟由波峰轉至波穀的過程中。我們更進一步說，曆史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社會的主要經濟產出都是依靠農業來完成，西漢帝國正是處於這樣一個時代當中。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其脆弱性往往超乎人們的想像。氣候的規律性變化無疑是造成農業經濟時代經濟波穀的重要因素。中國農產區的雨量，80%出現於夏季三個月內。季風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有賴於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將這氣流升高，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這樣一來，下雨或不下雨，全靠兩種氣流適時適地的聚會。要是它們經常在一處碰頭，其地必有水災；反之即有旱災。水旱兩災，無疑會增加社會的經濟負擔。當社會中的平均經濟儲備不足以熬過災期，這自然災害就很可能成為誘發經濟危機的因素。
在以農業經濟為支柱產業的時代裏，有關氣候影響到經濟出現波峰波穀規律的另一佐證是《史記·貨殖列傳》中的記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饑。
除去氣候因素外，自然災害還有蟲災，典型如蝗蟲災和螟蟲災，這在《春秋》中頻有記載。
總的來說，天災人禍，都可能導致產生經濟危機，說得誇張些，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導致社會的經濟鏈條驟然繃緊。為了抵禦經濟風險，諸多小規模的社會經濟組織就會融合成一個大的社會群落，這在前文曾提及過，此處不再贅述。
經濟上的故障，頻頻引發社會的動蕩，也會引發帝國的執政危機。之所以西漢帝國能從容地化解以往的經濟危機和執政危機，這與資源的密集程度不高以及社會總負擔較低這兩者有著密切的關聯。至於帝國末年，資源的密集程度和社會總負擔狀況業已讓整個社會不堪重負，而又沒有得體的政治措施緩和社會矛盾，因此帝國的崩塌在所難免。
除此外，人口問題也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在資源相對不太密集的前提下，在人口密度下降時，尚可以通過還政於民，政府對經濟活動少加幹預，用放鬆管製的辦法來恢複經濟秩序。倘若資源太過密集，那麼即便采取此種措施也無濟於事，因為人口稍有增長，社會即刻就會體驗到經濟壓力所帶來的隱痛。
關於帝國社會總負擔過重的這個假想，由於史料的短缺——至今為止，尚未有考古證據顯示西漢帝國曆年來官吏和總人口數量比例的數據表，特別是地域性的比例數據表，因而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認定社會總負擔重到何種地步，以至於令帝國經濟崩潰無以為繼。也就是說我們無法精確地直接證明這假想的成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然而依靠一些側麵的證據，我們又具備了間接表明這假想存在著一定合理性的條件。這證據來源於《後漢書》。在光武帝劉秀獲得執政權後，曾大力裁撤冗吏，也就是削減公務員數量。由於東漢的創立完全建立在繼承西漢的政治遺產上，這政治遺產當然也包括舊有的官吏體係，因此可以大致推斷出，西漢末年（含王莽執政的新朝時期）的帝國行政體係很可能是臃腫不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