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理中的“道”與“術”問題，涉及的是管理哲學與管理科學，中國的現實文化環境固然重要，但要實現管理國際化，必須解決“道術合一”，要實現“道術合一”，就必須通過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找到二者的相通之處，科學無國界，文化無鴻溝。管理哲學重要，管理科學更重要，因為最好的決策思路，發現內在的規律，都離不開實現目標過程中的具體管理工具和方法。所以兩者統一，無論過去、現在或將來，都不可偏離。
（三）傳統文化有待於創新和發展，如以人為主，事在人為，修己安人，依理而變，中庸之道，執中兩端等。西方管理卻認為“以事為主，因事找人”，能力決定崗位，貢獻決定薪酬，完成事務隻看結果，不講過程，不找任何理由或借口等是西方現代管理過程的主旋律。人與事實質上是企業管理的兩大對象，並沒有孰輕孰重的問題，管理大師德魯克在目標管理體係中就已提出，目標管理綜合了以工作為主和以人為主的管理製度，使員工在工作中滿足自我實現需要的同時，實現了企業的目標。因此，傳統文化中的中國式管理片麵地強調“以人為主”，勢必脫離管理實踐的做法，如果把“以人為主”等同於“人性化管理”，也完全不符合事實。因為，企業管理的“人性化”要建立在實現企業經營目標的基礎之上，僅僅“因人設事”，並不能保證企業經營有效，在經營無效情況下，員工的生存就成問題，“人性化管理”即成為空談了。“修身安人”應與現代管理中建立共同願景等同起來，因為共同願景是現代企業文化最基本的一條法則，其豐富的實踐遠遠超過僅靠企業家的品德行為而使員工安下心來工作的努力。“中庸之道”和“執中兩端”管理手段，在處於市場經濟競爭環境的現代企業中是不適用的，現代企業競爭以快魚吃慢魚，以快製勝，任何工作必須執行的越徹底越好。
（四）傳統文化在中國管理模式與現代管理的區別中有待變革。①組織機構：中國式管理仍是金字塔形樹狀的組織，職位越高，權變彈性越大，越不受法令製度限製，決策任務執行，以上至下，一級一級完成；現代管理組織機構為扁平形，決策任務執行，以團隊完成為主。②領導風格：傳統文化中國式管理的領導風格強調無為而治，一方麵主張權術分割，另一方麵以德行影響下屬，在現實社會中有脫離實際的理論主義傾向；現代管理領導風格在充分授權情況下，仍用製度、績效來考核下屬，追重結果。③計劃方式：中國式管理隨時調整計劃，絕大部分企業沒有係統作戰略手段和決策方案，這與現代管理重視決策和戰略有很大的差距。④執行過程：中國式傳統管理主張憑良心做事，隻是一種理想主義，不符合事實，在現代管理中，特別強調，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對，無條件地執行，產生一個正確的結果，這無形中需要加強製度建設，以嚴格的管理製度作保證。⑤考核手段：中國式傳統管理在考核中考慮每個人的麵子做法，正如曾仕強先生所說：“希望在圓滿中分是非，最好把握下述三大原則：第一，平時要以廣結善緣的態度，結識各種關係的重要人士，以便必要時商討助一臂之力；第二，任何時候，都不要隨便得罪人，以免山不轉水轉，有一天發生‘不是冤家不聚首’的痛苦場麵；第三，要慎重考慮，自己需不需要加入勢力圈？”但現代管理考核就是能力決定崗位，貢獻決定報酬。⑥溝通技巧：中國式傳統管理講話比較含蓄，“不明言”、“先說先死”、“會而不議”等明顯脫離現代企業管理實際，與現代管理民主化、製度化、團隊快速決策執行有很大的滯後。
要建立現代管理體係，必須認清世界管理發展的總趨勢，這一趨勢就是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緊密相連，目前，我們正處於現代工業大變革時期，應對傳統文化中國式管理有所突破。現代管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席卷世界管理革命浪潮，它的影響主要通過企業的實踐，而不是管理理論本身來體現，如今世界上任何領先的管理理論或思想，都是現代管理的不同形態。如彼得·聖吉的學習型組織理論，湯姆·彼得斯的管理思想等，都是建立在對現代工業經濟時代管理法則進行變革的基礎上，為此，以知識經濟為背景的現代管理，已成為當今世界管理革命的主流。在全球性的現代管理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任何國家、民族文化排他性的管理理論都不符合時代潮流，有本國、本民族特色的管理理論必須結合本國實際和民族文化向世界先進的管理理念靠近。
現代管理的目標是不僅僅是股東權益的最大化，更不是中國式管理目標中的“安人”。德魯克在《公司的概念》中指出：“根據美國社會的傳統特征，它的政治哲學從不認為社會機構僅僅是實現社會目標的手段。社會的意義超出了它本身；社會機構也絕非權宜之計，無關個人的道德目標。”“但是僅僅符合社會的道德目標，還是可以成為社會的代表機構。代表性機構的運行必須保證實現社會承諾和社會信仰……要增強公司實力，提高公司效率，就必須保證實現社會基本信仰和承諾。”這就說明了現代管理具有“經濟-文化”雙重目標，不僅追求企業的效益，社會責任，還追求環境、生態平衡、人類健康的公益事業。現代管理為實現這一目標提出了科學方法與路徑。如現代管理將經營權與所有權合一，或以新公有製為基礎，在組織、治理、控製、文化等諸方麵均建立在全球管理革命浪潮之上。人人皆為創造之主體，管理者與管理者之間不是主體與客體的關係，而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係。每一個人都不孤立地存在，而是群體的一部分，是一種高度重視團隊精神的管理模式。
現代管理區別於中國式管理的先進性主要表現在：①現代企業管理是理性的科學管理，它的理性是對待人類一切優秀的傳統文化，以事實說話，以實踐論證真偽；②現代管理是中西合璧的管理科學，超越中西，既充分繼承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也理性吸收西方文化的豐富遺產；③現代管理是世界性與民族性融合的管理科學，關注文化特殊性的同時，認為人性的普遍性比文化特殊性更重要；④現代管理在兩權合一的新公有製基礎上，對企業治理控製模式、組織機構模式、企業文化模式等全麵變革，改變了管理者與員工的身份，經理人也處於自我監督、自我治理狀態；⑤現代管理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你追我趕中產生，管理模式最具有突破性和前瞻性。
三、管理動機與倫理道德
關於現代企業管理動機和倫理道德關係，目前理論界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種觀點：一種認為道德必須用其理論批判的功能來端正和規範企業動機，杜絕因奉行利益、利潤至上帶來的諸如見利忘義、唯利是圖之類的消極現象。另一種認為道德理論應該為企業的謀利活動在本質倫理上作出解釋的，為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追求效益與利潤行為做倫理辯護，主張市場經濟的活動就是引入競爭機製，謀取利潤最大化。第三種是超越前兩種道德理論，認為現代企業動機不僅為企業本身謀取利潤最大化，還承擔社會責任、生態環境責任，這將管理動機與倫理道德無形中統一起來。
鑒於上述前兩種觀點，在市場經濟確立的初期各有合理性，但在道德介入企業管理中，第三種觀點主張倡導一種導向說。導向的基本內涵是指企業的道德建設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還必須引導企業在管理動機發展過程中對有可能受到的局限進行超越，這種超越就是我們的道德建設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正如傳統文化所言“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荀子·榮辱》）“義者，天理之所直；利者，人情之所欲”；“存天理，滅人欲”（《荀子·榮辱》）等之類的道德說教。就市場經濟共性而論，要引導企業在經濟行為上有效確立經濟法則、法律規則與道德原則，形成三位一體的完整運行機製。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殊性來言，道德對市場經濟的介入更應充分汲取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目前固然反對國內和海外新儒家、新道家那樣對傳統文化過度推崇與讚美的做法，但的確有必要從國學思想文化中發掘出能適應今天社會發展需要的東西。因為國學思想文化是既成的東西不僅無法擺脫，還延續至今，恰恰說明它是有實現生命力的。近代中國一些非常擁有民族責任感的企業家在應對西方企業紛紛湧入的嚴峻挑戰時，曾經成功運用“儒商”精神而使自己企業獨樹一幟。如海外“儒家資本主義”的某些成功經驗，更是表明了以“德治”為基本理念的儒家傳統倫理，與現代市場經濟有可能相互契合。為此，如今主張從國學思想文化體係中汲取營養來滋養市場經濟主體，這種管理動機也是培養與弘揚民族精神的需要。
現代企業管理動機要求必須走出隻重視效果的功利主義迷誤，但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功利主義傾向，一些西方學者在動機倫理與效果功利爭論之後，開始意識到它的不合理性。著名的管理倫理學家美國的羅伯特·F·哈特利曾經提出：“導致許多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出現不道德的行為和見不得人的交易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能誘發不道德行為的重要因素就是過分強調業績。在絕大部分公司裏，升職和提薪取決於是否獲得更高的銷售額和利潤，不僅對每一個職員和經理，而且對職能部門、分公司及整個公司都是如此。公司股東、投資商、債權人和供應商對公司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公司的發展。而發展的表現就是日益增長的銷售額和利潤。增長幅度越大，公司從投資商和債權人處以優惠利息獲得的更大發展所需的資金就越多，更容易吸引高素質的職員和經營者。然而，這種對公司業績進行量化評判的過分強調正是產生負麵後果的潛在因素。因為評判的基礎沒有考慮商界做出的道德貢獻。”
2001年12月2日，美國排名第七的大公司安然公司正式申請破產，資產近500億美元。世界公認的最具創新能力的企業何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被市場拋棄，究其原因，正如《財富》指出那樣：一家始以傲慢自負，對利潤的急功近利是安然公司破產的內在根源，做假賬失道義是安然公司破產的必由之路。安然下場告訴我們：企業效益與企業道德倫理責任具有內在統一，企業道德倫理的恪守關係到企業生死存亡。西方企業發展的前車之鑒應有足夠重視，今天，在我們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管理的實踐中，由於片麵理解生產力標準問題，同樣極容易陷於功利主義的迷誤之中。這種迷誤表現之一就是人們常常忽視一個企業的經營動機，忽視這個企業家的做人德性，而一味地關注他們所謂經營業績，結果導致了像南德集團的牟其中那樣的怪事出現頗多，這其中的經驗教訓無疑是深刻的。
目前現狀仍然令人擔憂，2005年據中國國家工商部門統計，目前中國每年訂立的合同約有40億份，但卻隻有50%合同履約。中國企業聯合會最新資料顯示，中國每年因逃避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產品質量低劣和假冒產品所造成的各種損失達2000億元。據中國消費者雜誌統計，幾十家跨國公司被冒仿率均達50%左右，而各公司用於打擊假冒產品的費用每年為50-200萬美元。假冒產品造成的損失在2000億元以上。近年來，中國由於缺失誠信道德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驚人。據有關部門初步估算，從20世紀80年代迄今，近1萬億元人民幣在誠信道德“缺口”中流逝。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著名的話：“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的膽量就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可見，在資本主義初級時期，資本的本性是唯利是圖，資本家不是自由人，被資本所左右。但在道德倫理發展階段，黑格爾提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弗洛伊德以“知情衝突”的理論反映道德意識隻有人所具有。因此，恩格斯說：“一切動物的一切有計劃的行動，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們的意誌印記，這一點隻有人才能做到。”這樣使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意誌走向高度的整合。每一個道德主體顯示了其自身的道德價值，也正是在這裏，人類的道德實踐才開始有了善與惡、崇高與卑俗、偉大與渺小的對比和抉擇。美國一家商業信譽調查公司在調查統計了500家大公司之後，得出了如下結論：經營者對財富的衝動能夠清醒地說“不”是一個成功者的必具素質。因此，他們認為，對利潤誘惑的有效節製是企業保持良好信譽的前提條件，也是倫理道德的主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