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子認為，不管是君主統治百姓、量才用人，還是軍事家統兵打仗、外交遊說、商業貿易，在開始行動之前，都要進行揣摩，即“以非常之心去揣摩探求之心”。在揣測的基礎上，與事實相對應，進行有分析、有目的的謀略，然後有針對性地實施。用在管理上，揣測和謀略是從整體上分析和了解人事與資源的整合，但要使遊說之人信服和取得成績，管理者必須善於決策和具有高超的實際辦事本領，這就是“術”。“術”無“道”則變成詭詐，所以“術”必須以“道”來指導使用方向，方能發揮它的最佳效用，否則便可能成為“奸詐之術”，為人所唾。掌握了“道”的心法和“術”的謀略，觀人於微，誠心服務，方能事半功倍，水到渠成。
十、陰陽五行學派
陰陽五行學派源於《周易》，是中國文化總源頭，認為宇宙間存在著因果規律，凡事有其因，就必有其果，凡物總是負陰而抱陽，陰陽和諧圖（也認為是太極）陰陽理論通過對物質的觀察和思考，把所有物質依其特性分成五類，它們分別是“一曰金，二曰水，三曰木，四曰火，五曰土”。每一類都有一個基本元素代表它的特性。因此總共有五個基本元素，也就是五類物質的五個基本單位，稱為“五行”。五行各依其特性產生相間的特定關係。再依其特定關係的機能，找到了正、反兩個循環圈。正循環圈是它們彼此依存的“生成力”的圈，這個“力”是屬陽性的。反循環圈是它們相互遞減的“破壞力”的圈，這個“力”是屬陰性的。以此解釋宇宙萬物生存進化，陰陽五行學說，簡稱陰陽學派。
該學派的創始人是鄒衍，他對五行進行研究，把這個學說，化成一套公式。說明了自黃帝以來，直到周朝，曆史發展生成的現象。經過鄒衍的努力，陰陽學說在當時成為非常熱門的學問，大受各方的歡迎。鄒衍本人也有很高的聲譽，很受尊敬。根據司馬遷所寫的《孟子列傳》，他在齊國聲名很大。他到梁國時，梁惠王親到城外迎接他。他到了趙國，平原君靠著他斜著走，並用衣袖替他撣拂坐席。到了燕國，燕昭王親自掃除道路恭請，並要求列入門牆為弟子，諸如此類。太史公說他遊曆各國時，諸侯尊禮他到了極點，而孔子和孟子卻到處碰壁受困，兩相比較，簡直天差地別。由此可見，陰陽學說是有它的特點和重要性的。
它的公式既能用來說明過去的曆史，也可被用來預測將來。這樣就蒙上了一層“宿命”色彩。由於它不是由神的自由意誌和命令而來，而是根據物理的自然因果規律而生，所以它的本質是科學的唯物論。譬如，一個人有了吃喝嫖賭的行為，首先他身體內部的經絡腑髒的平衡和諧遭到了破壞，因此就知道他的身心一定不健康，再仔細一點，就知道會患哪一類的疾病。從而知道他在事業上一定失敗，再細微一點，就知道社會和團體裏哪一部分的人必定受到他的傷害。這一連串疾病、失敗、傷害絕非天神的旨意，而是吃喝嫖賭行為的結果。要修正這種現象，拜神祈求是沒有用的，除非這個人痛改前非才行。同理，個人在社會裏生存，如果犯了謀殺、傷害、偷盜等行為，團體的平衡和諧便遭到破壞。為了維持整體的健康，懲罰犯罪是應當的。這從法律哲學的觀點來說，刑法的存在就具備了法理的依據。鄒衍也可被稱為中國自然法學派的始祖。
鄒衍順應當時的統一趨勢，提出“五德終始”說和“大九州”說。其著作百餘篇，十餘萬言。《漢書·藝文誌》“陰陽家”著錄《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皆失傳。現有《呂氏春秋》、司馬遷《史記》的一些段落可見其思想，清代馬國翰《玉函山輯佚書》中輯有他部分遺說。鄒衍“五德終始”、循環相勝的學說認為，“天地剖判以來”的曆史，按照“五德轉移”的順序，經過了黃帝（土德）、夏（木德）、商（金德）、周（火德）的更替過程，並預見以後的發展是“代火者必將水”。他認為曆史是一個勝負轉化的發展過程，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勝而具有階段性，又按照始於土、終於水、徙於土的循環往複而具有周期性。“陰陽消息”的矛盾運動推動著“五德轉移”，又決定著當世盛衰，“遞興廢，勝者用事”，各個朝代按照既定的周期輪換，當運的興盛者才能行使統治權。“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王朝的興起必有天意符瑞作為象征預示。這種帶有天人感應色彩的曆史循環論五行學說，為建立封建秩序提供了理論依據。“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他這套神秘主義的學說在當時頗受歡迎。其學說對西漢董仲舒的“五行相生”觀點影響很大，並成為兩漢讖緯學說的主要來源之一。鄒衍的“大九州”說，將宇宙各部分連貫為一個整體。他認為“赤縣神州”中國內有九州；而九個中國這樣的洲組成“大九州”，外有小海環繞，再往外便是天地的邊際。中國為世界八十一州之一。他得出這種結論，用的是“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的方法。以直接經驗為基礎，由近及遠，由已知推及未知，似乎有根有據；其實隻是以馳騁幻想來代替真實，描繪了一幅想象中的畫圖而已。在自然科學尚不十分發達的當時，他能推及世界的廣大，也屬難能可貴了。
陰陽學派以物理學的原理來處理人文社會，認為連人類的心理也依照物理力學原理而活動。因此，目的就是不離開平衡和諧這個中心。在管理方麵不應鼓勵員工過分的欲望與野心。企業管理應按照規律發展，特別強調是義利、道德方麵和諧統一。
十一、史學
史學萌芽於孔子所編《春秋》。孔子以當時魯國的史料為依據，編寫了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約二百四十一年的曆史。《春秋》文字簡單，意義隱晦，使人不甚明了。後來左丘明寫《左傳》，為《春秋》作注。《左傳》敘事詳盡，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除了《左傳》外，後來又有《穀梁傳》、《公羊傳》為《春秋》作注，但重要性皆遜於《左傳》。
中國古代史書集大成者，為司馬遷《史記》。司馬遷生活在漢武帝時代，父親做過漢朝的太史令。十歲時，他隨父司馬談到長安學習經史，二十歲時還漫遊全國，采集曆史資料，考察曆史古跡。其父死後，繼承父職任太史令。十年後，他因替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辯護，惹怒漢武帝，被處以“宮刑”。這對司馬遷打擊極大，他本欲“引決自裁”，但想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史記》），堅強地活了下來，以滿腔的悲憤，全部的心血，完成了《史記》的創作。《史記》是中國的第一部通史，記載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時期兩三千年的曆史。全書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一百三十篇，分為五個部分：本紀十二篇，記帝王之事；表十篇，按年代列出帝王和諸侯們的一些大事；書八篇，記載天文、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典章製度；世家三十篇，記載諸侯國興衰存亡；列傳七十篇，是除帝王、諸侯外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傳記。《史記》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史，其後的二十三史，以此為範式，均采用紀傳體的形式。我們通常所說的“二十四史”，自《史記》之後，包括：《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1920年，柯劭忞撰寫的《新元史》全部脫稿。次年，徐世昌以大總統名義下令把此書列入正史，這樣就有了“二十五史”之說。“二十五史”總計有三千五百零六卷，四千多萬字，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明朝滅亡的曆史進程，是中華文化的一筆寶貴財富。每個朝代都有很多人物傳奇和故事，每個故事都含有引人深思的哲理。
除“二十五史”外，重要的史籍還有一部以編年體寫成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它以時間為綱，按年月先後記事。作者司馬光，生於1019年（北宋年間）。他在王安石變法失敗後，負責主持朝政。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曆時十九年，1084年成書，共二百九十四卷。所記上起戰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至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後1362年的曆史。司馬光編此書的目的，主要是給統治者作治國的參考，在他寫給皇帝的《進通鑒表》中說：該書“專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皇帝看了，認為“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為《資治通鑒》。該書在史學和文學上都有很高的價值。史學是國學重要組成部分，對現代管理有很多啟示作用，以史為鏡，可以明得失。
十二、文學
文學在國學的文化所占的比重是首屈一指的。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詩經》。《詩經》收集的是我國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詩歌作品，共收詩三百零五篇。《詩經》的內容非常豐富，全方位地反映了周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戰國時，詩歌的輝煌成就是楚辭。楚辭本是興起於楚國地區的一種詩歌範本，具有鮮明的南方風格特征，它突破了《詩經》的以四言為主的格律，代之以參差落差，更為靈活自由的長短句式。《楚辭》傑出的代表作者是屈原，他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偉大詩人，代表作品是《離騷》。《離騷》共2490字，373句，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離騷》想象豐富，情感熾烈，語言瑰麗，是屈原偉大的愛國思想和個人執著追求的藝術結晶。
漢賦是中國漢代興起的一種特有的文學形式。在當時空前強大統一的年代，最富有時代特征的文體就是歌功頌德的大賦。賦兼有散文和韻文的性質，漢代大賦的代表作有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東漢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等。
唐文學的最大特點是詩歌創作的繁榮。據《全唐詩》及其有關記載，可以查到的作者二千三百多人，作品五萬二千多首。唐詩的發展過程大體可分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個時期。初唐詩壇最為光輝奪目的代表人物有王勃、楊炯、駱賓王、盧照鄰，世人稱之為“唐初四傑”。四人中王勃名氣最大，有詩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長篇《滕王閣序》等傳世。到盛唐時，詩壇出現了色彩繽紛、百花齊放的局麵。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李白和杜甫。李白的詩現存有九百多首。他寄情於山水之間，以磅礴的氣勢、豐富的想象、生動而自然的語言來熱情謳歌祖國的壯麗山川和現實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寫長江，“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他寫黃河，“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裏觸龍門。”由於李白的詩縱肆多變，風格飄逸，而被人譽為“詩仙”。李白的詩不僅國人愛讀愛吟，而且受到世界各國人民喜愛。杜甫有詩一千四百多首，其中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千古名句。杜甫的詩抑揚頓挫，飽含憂國憂民和仁愛精神，由於杜甫的詩生動地反映唐帝國由盛到衰的曆史，被後人譽為“詩史”。以後曆代許多詩人都把杜甫的詩奉為學習典範，尊稱他為“詩聖”。中唐時期最著名的詩人白居易，他從小喜歡詩歌，寫出“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著名詩句。晚唐是唐詩逐漸衰落期，最有影響的著名詩人是李商隱和杜牧。李商隱在七律詩上異軍突起，獨樹一幟，在藝術上語言通俗流暢，風格平易親切，尤其是表現愛情的《無題》詩，膾炙人口的名句有“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等。
宋代文學最突出的成就是詞。詞的句子長短不齊，是適應樂曲歌唱的需要而產生的。據《全宋詞》和相關的記載，宋詞作家有一千四百多人，作品二萬多首。宋代豪放派的傑出代表作家是北宋的蘇軾和南宋的辛棄疾。蘇軾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在詩、詞、散文以及書法上都有很深的造詣。其代表作，如寫中秋懷念親人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另一首《念奴嬌》，又稱《赤壁懷古》，吟詠曆史人物有感而發：“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文辭慷慨激昂，氣勢磅礴，為不朽佳句，千百年來，廣為傳誦。辛棄疾是繼蘇軾之後又一位豪放派詞作大家。他的詞突破了詞的格律，以詩為詞，進而以文為詞，有問答，有議論，談笑風生，自由奔放，從而全麵實現了與婉約詞的分道揚鑣，形成了豪放詞派。代表作有《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元代文學是元曲獨領風騷。元代戲曲表演非常繁榮，曲在元代發展為散曲和雜劇。雜劇是一種歌舞劇；散曲是可配樂歌唱的詩體。《金元散曲》共收有元人支曲三千八百多首。元代散曲作品傳世者兩百多人，其中關漢卿、馬致遠、白樸、鄭光祖被後人稱為元曲四大家。另有王實甫以雜劇《西廂記》聞名於世。其中馬致遠的小令《天淨沙》：“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被人譽為“秋思之祖”。王實甫的《西廂記》中寫相愛男女分手在深秋時節的景色，僅為“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飛”十三字，所描寫的秋意，真是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少，高妙之處遠勝許多同題材的詩詞。
到了明清時代，章回小說極盛，湧現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優秀的、藝術性極強的現實主義巨著。文學中的詩詞語句及描繪的故事極具哲理性，更能體現生活，從中可悟出很多管理之妙，管理價值不可忽視。
十三、商業史
商原來是一個部落，封於商地，其首領滅掉夏朝，統治了中原地區，以封地為國名，建立了商朝。商代出現了商品交換，並出現了用以交換的貨幣“貝”。商國不少人通過商品交換而致富。周武王滅商後，就稱那些善於進行商品交換的人為商人。公元前526年，晉國韓起出使鄭國，在鄭國買了一個玉環，書中記載這個玉環“買諸商人”，這是“商人”一詞見於史籍的最早記載。
春秋戰國時，商品交換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據《戰國策》記載，當時齊國的都城臨淄有七萬戶居民，如每戶以五口計算，約有三十五萬之眾。這些人不務農桑，所需衣食勢必通過商品交換得到。趙國的大商人郭縱投資冶鐵業，其財富可與王侯媲美。大商人呂不韋，更以販賣珠寶“家累千金”。從漢代起，政府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受到壓製，但商品經濟仍然緩慢地向前發展。
唐代經濟空前繁榮，長安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長安的住宅區叫“坊”，長安城內有一百多個坊，每個坊都修有圍牆，坊內有街道。城東西兩麵設有東市、西市，占兩個坊的大小。東市、西市是繁華的商業區，各種店鋪林立，有的同行業店鋪集中在一起，叫做“行”，如金銀行、鐵行、絹行、肉行等。行是同類店鋪的組織，也是同行商人的組織。據曆史記載，僅東市就有二百二十行，幾千個店鋪，“四方珍奇，皆所積集”。
宋朝時，都城東京（今河南開封）商業區和住宅區已經沒有嚴格的界限，不像唐都長安那樣“坊”、“市”分明了，而且可以日夜營業，不受時間限製，有晚間營業的“夜市”和天明時營業的“鬼市”。北宋商品經濟發展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真宗時，四川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早期的交子是一張兩麵有印記的紙，上麵印有密碼和花押。交子可以在市麵上使用，也可以拿到“交子鋪”去兌換現錢。
到了元代，經濟方麵的一個特點，是漕運特別發達。漕運是指從水路運輸糧食。漕是指可供運輸的河道。運糧之船稱為漕船，所運之糧稱為漕糧。我國古代北方多次發生戰亂，造成大批人口南遷，大大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南宋時，南方的農業生產就逐步超過了北方，到元朝，就形成了南糧北調的局麵。特別是一些大城市裏，聚集著大量非農業人口，他們所需的糧食幾乎都要靠南方供應。元世祖統一中國，在金中都的東北郊，以金皇室的離宮大寧宮為中心，建設新的都城，稱為大都（即今天的北京）。1285年大都城全部建成後，很快成了一座有眾多人口的東方大都會。《馬可·波羅行紀》描述大都“整個城區按四方布局，如同一塊棋盤。設計的精巧和美觀，簡直非語言所能描述”，“凡世界上最為稀奇珍貴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隨著大都的發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大都人口約42萬人；至元十八年（1281），即猛增到88萬人；到泰定四年（1327）又增至95萬多人。由於迫切需要大量的糧食，因此漕運就成了新生的元政權的頭等大事。當時的漕運最先開始於海運，海運比河運費用略省，但限於當時的航海條件，海上運輸風險極大，船漂人溺、浪吞糧棄的事時有發生。為了保證安全、減少漕運的損失，元政府把目光投向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北京的積水潭（今北京什刹海），就是當時京杭大運河的終點碼頭。積水潭原來是一片寬闊的水域，比我們今天看到的什刹海大多了。當時水中有小島，島上有雞獅石，故稱雞獅潭或雞石潭，後來逐漸被人們順口叫成積水潭了。元朝時的積水潭內“舳艫蔽水”，漕船雲集，商賈往來，熱鬧非凡。南方的糧食及其他物資源源運往大都，運河規模遠遠超過了前代。大都城內的糧倉，主要集中在積水潭東岸。元政府的都水監（相當於今天的水利部）就在岸邊。積水潭東北斜街，成為大都城內最繁華的商業區。
到了明、清兩代，商業發展的一個特點，是出現了晉商和徽商兩支重大的商業勢力，晉商、徽商，各有千秋，他們在中國商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十四、科學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四大發明，也是我國成為世界文明古國的重要標誌之一。造紙術發明於漢代。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使紙成為經濟、輕便、實用的文化傳播載體，大大推動了我國科學文化的發展。造紙術傳到日本、朝鮮、印度，又通過阿拉伯傳到歐洲，為世界文化的發展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宋朝時，雕版印刷術已很發達。11世紀中期，畢昇又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活字印刷開辟了印刷史的新紀元。歐洲到15世界中期才有了活字版，比畢昇的發明晚了四百年，元朝時又出現了錫活字、木活字。戰國時，中國就發現了磁石指南的特性，指定了辨別方向的儀器指南針。指南針的使用，促進了航海事業的發展。火藥製造的方法，最早出現在唐朝中期的書籍裏。北宋時，軍事上廣泛使用火藥，建立了製造火藥武器的作坊。
除四大發明外，我國古代科技方麵還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人才，祖衝之生活在南朝宋、齊兩代，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數學家。他的一生在數學、天文曆法、機械製造方麵都有巨大貢獻。他製定的《大明曆》測定一回歸年（太陽自頭年冬至到下年冬至點）的日數為365.24281481日，與近代所測日數隻相差50秒。在機械製造方麵，製造了可以指示方向的指南車。但他最傑出的貢獻是對圓周率數值的精確計算。圓周率是一個無限不循環小數，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計算圓周率是非常複雜和困難的工作。在此之前時期的劉徽曾把圓周率的數值推算到3.1416，祖衝之繼承前人的成果，把圓周率推算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祖衝之是如何計算出來的，曆史上沒有記載，但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把圓周率的數值準確推算到小數點以後七位數字的偉大數學家。一直到15世紀，阿拉伯數學家阿爾·卡西得到這個數值，比祖衝之晚了一千年左右。歐洲到16世紀，才由德國人奧托和荷蘭人安托尼茲重新算出這一數值，他們比祖衝之晚了一千一百多年。西方數學界稱圓周率近似值為“安托尼茲率”，近代有些數學家建議，應以最早發現者的名字命名為“祖率”，這是對祖衝之貢獻的公正評價。祖衝之寫的數學專著《綴術》，是我國隋唐、五代時期研究數學的必讀書，唐朝時被定為學校的課本，中世紀時，傳到日本、朝鮮，被他們的學校當作教材。由於祖衝之對中華民族和世界文化所做的偉大貢獻，他受到我國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祖衝之的彩色大理石雕像，被鑲嵌在俄國莫斯科大學“世界大科學家陳列”的走廊上，祖衝之是中國人民的驕傲。另有，郭守敬是偉大的天文、水利學家，生於1231年，卒於1316年。他編製的授時曆是我國古代使用時間最長、精密度最高的一部曆法。他以365日5時49分12秒為一年，比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周的實際時間隻差26秒，與目前國際通用的公曆相同，卻比現行公曆早了三百年。在水利方麵，他的成就很多，其中最突出的一項就是開通了通州至元大都的通惠河。
李時珍（1518-1593）是聞名世界的醫學家。他出身於中醫世家，自幼對醫學有濃厚的興趣，為解除病人痛苦，立誌學醫。李時珍從二十歲開始就獨立給人治病。李時珍認為有必要重新修訂《本草》（中醫藥物學著作專用名詞）。為了編寫《本草綱目》，攻讀了八百多種醫學書，作了幾櫃子的筆記。經過二十七年的努力，李時珍終於寫成了一部總結性的藥物學著作《本草綱目》。書中補充了許多新的藥物學知識，記載了一千八百多種藥物，一萬多個藥方，很多藥物、藥方都是新增加的。當時世界上還沒有內容如此豐富、考訂如此詳細的藥物書，這反映了我國當時已有極高的醫學水平。李時珍編寫的《本草綱目》已被譯成日、德、法、俄、英等多種文字，在世界上廣為流傳，被稱為“東方醫學巨典”。
中國古代曾有的科學發現、發明創造，正如當代科學家愛因斯坦、科學史家李約瑟以及國內哲學家馮契先生所提出的，有六個特點，那就是：勤於觀察、善於推類、精於運數、明於求道、重於應用、長於辯證。企業管理方法就需要這種科學嚴謹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