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代表小生產者利益的，在社會大變革時期，提出六大綱領。第一是尚賢，就是崇尚賢人的意思，小生產者的力量有限，但追求財富的欲望無限，自己實現不了追求財富的遠大抱負，隻能寄希望於一個強大的領導者幫助他們實現。一旦偉大的領導者來到他們中間，帶領他們前進，他們自然就絕對服從，嚴格執行。第二，倡導節約，反對鋪張浪費，主張過一個能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生活。能填飽肚子就行，做到勤儉節約，剩餘則自然會多，這樣就可以擴大再生產，提高抵禦天災人禍的能力。第三，主張“非樂”，即反對開音樂會，認為這是勞民傷財，要求做領導的不要太追求精神生活，也要過一個能滿足最基本需要的生活，因為開音樂會，需要動用老百姓力量，老百姓就不能從事生產勞動，自然不能解決溫飽問題，天下還會大亂。第四，提出“非命”思想，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隻要勤儉就能致富，不勤儉就要貧窮。第五，是“天誌、明鬼”思想，有本事的人來做領導，我們自然必須服從，每一個崗位的人，無論是勞心者還是勞力者，都要安於其位，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對於那些不按崗位職責辦事的人，老天就會率領一群小鬼晚上來折磨他。第六，是“兼愛，非攻”思想，兼愛就是愛別人就像愛自己一樣，所謂“非攻”就是不要看到別的國家掙錢就眼饞，去侵略別人，老百姓最討厭打仗，有著強烈的反攻情緒。
墨子強調義利觀，認為資源是有限的，人追求財富是無限的，應用長遠利益克服追求眼前利益的短視行為，從而自覺地克製過分的追求財富的欲望。兼相愛，克相利，愛別人的東西像愛自己的東西一樣。非常尊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提出“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墨子·尚賢上》）。“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墨子·尚賢上》）。墨子認為利益是相互的，人和人之間是互助互利的關係，他說：“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意思是你愛我，我才愛你，你不愛我，我也不愛你。“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墨子·親士》）。墨子義利觀的本質是保護小生產者的利益，主張“生之密，用之節”，反對奢侈品生產，提倡大量生產日用品。“生之密”就是多“開源”的意思，主張多勞動，“用之節”就是多節省，既開源節流，剩餘就多，就能抵製天災人禍，並能有利於擴大再生產，提升農民生產效益。墨子的消費思想以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為標準，主張節用：一是可以為簡單再生產的維持創造條件；二是可以增強糧食儲備；三是可以儲備國家的武裝力量；四是可以維持社會穩定。“儉節則昌，反之則亡。”墨子特別強調儲備，因為任何社會都有經濟周期，農業社會也有經濟周期，其規律是：六年一個小周期，十二年一個大周期，即從一個小災荒到另一個小災荒的時間間隔一般是六年，從一個大災荒到另一個大災荒之間間隔一般是十二年。
墨家思想對管理的應用主要是“尚賢”、“平等”、“兼愛”，維護勞動者利益，在工作中團結合作，保證每個人獲得成就的因素，員工為自身的健康、幸福、安樂與興盛而進行的誠實勞動應當受到獎勵和保護，員工的成功與企業息息相關，為了滿足員工的需要，以及清除其影響工作的怨憤情緒，隨時應該進行溝通，做到不斷的、明智的改革，人人彼此相愛，做每一件事都懷著仁愛之心，便可以成就事業。而愛的本身就可以當成一種“目的”去做，人們因為你的愛而不斷努力去完成這種“目的”。墨家思想似乎已成為現代企業哲學，表現在現代企業管理中，老板與員工應建立平等互助關係，消除打工或被打工雇傭關係的影響，這樣能充分發揮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五、農家學派
農家學派，出於農稷之官僚。其言多重於播百穀、勤農桑，以足衣食。故有二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說農家“所重民食”，故可見此為其所長。農家可認為是農業生產技術專家，致力於“播百穀，勤農桑，以足衣足食”。創始人許行倡導“君臣並耕”。農家主張臣與民同耕，進而論及君民並耕，但這種平等觀念，受到重視“正名”的儒者抨擊，認為這是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農家書多為農圃之技，而非學理，故能免於秦始皇之焚書。其最高之理想為君與民同耕，雖為一階級平等口號，但亦不容於儒者，是故其著作大多亡佚。
此學派主張“君民並耕”，把墨家思想從理論抽象地位上升到實際具體的準則中來，以至於實現墨家的思想主張。代表此學派的許行認為：社會或團體組織裏根本就不應該有依靠他人生活的寄生蟲存在。各盡所能地從事生產勞動，才有權利各取所需。為了貫徹“不恃人而食”的原則，任何人都不應脫離生產勞動，即使是“王公貴胄”也不例外，他們應該比普通人更努力工作，樹立榜樣，鼓舞和帶動普通百姓的熱情。隻有充分利用人類資源才能真正獲得財富和力量，人類資源的任何浪費都足以降低社會、團體組織的部分財力。不作貢獻就無權享受成果，根據這個原則，每個人，包括男女和兒童，都要依據自己的生產能力來證明自己的價值。生存是自己掙來的，隻享成果而不勞動的特權，不是光榮而是罪惡和羞恥。
許行是魯國的農業專家，亦為先秦諸子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事跡大多不可考究。據《孟子·滕文公》所載，他曾自楚至滕，踵門對文公道：“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可見其讚同儒家的基本觀點，樂於力耕。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陳辛，背負耒耜，從宋國趕往滕國，對許行說：“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並盡棄其學，跟許行學農家之術。
該學派另一個特點就是要掌握“春夏秋冬”季節性，不同時期采用不同種植手段。而對於現代農業科技來說，因專業化越來越高，跨越專業界限是極難的事，所以在分工方麵的知識與實踐，都呈現問題，對生產工具的使用也越來越見專業，由於許多人受技能局限，要不斷培訓、學習，才能適應社會需要。
這個學派最大的缺點是把每一個人都湮沒在枝枝節節的繁重勞累之中，使他們看不到整體的方向和忽略前進的目標。其結果可能是：團體組織的整體方向發生了偏差和錯誤時，卻沒有人能夠及時發現或糾正它。於是滿盤皆輸，造成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這個弱點早在兩千年以前就被人用來作為批評農家學說的理由。
該學派目的是，想動員每個人參加勞動和保持高度的生產效率，古代生產著重在於農業，而在現代則應該是工商業。隻有如此，富強的目標才能實現。但是在這種經濟手段和管理方法進行時，可能會出現下述的問題：由於法律或政令規定每人都要生產勞動，就要許多人機械地被分配從事一樣的生產勞動，有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分配給自己的工作完成了，由於他工作特別辛勞，可能受了獎勵。而有的人卻有比較熟練技能的工作能力，輕而易舉地完成任務，其餘時間閑著沒事。這樣就會引起兩個可能的反應：一是分配更多的工作給他，於是他便比別人多幹了活，還得不到表揚，難以謂之公平。二是能幹的人為了避免麻煩，就開始想方設法，不忙裝忙，不累裝累，而不能幹的人就更有理由慢條斯理地拖著幹，做表麵文章，結果是生產力和效率都節節下降。同時，在這種生產勞動氣氛下生產品質也會成問題，很難得到創新和改進。要改變這種現狀，必須采用激勵手段，但在農家學派中缺乏這種手段，是一個致命弱點。
六、名家學派
春秋戰國時期，局勢動蕩、混亂，禮法名存實亡，出現了“名實相怨”的現象，名實問題成為許多思想家關心與探討的問題。於是出現了一批以認識人本身為研究對象的思想家，他們致力於研究論辯中的邏輯問題，形成了名家學派。名家的中心論題是所謂“名”和“實”的邏輯關係問題，所以稱名家，也稱辯者、察士。
名家與各家不同之處，在於當時各家尚實，以社會民生、濟世安邦為誌；而名家注重知識論，以邏輯思辨、形而上學為研究對象，注重辯論名與實之間的關係。名家提倡循名責實，正名實就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實之相符”。他們主要是以邏輯原理來分析事物，偏好辯說理論。名家作為名辯思潮的中堅學派，在先秦思想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名家的政治思想學說往往是從“名實之辯”中引申出來，用“名實觀”加以論證。
名家作為一個學派並沒有確定的政治思想或經濟主張，共同之處僅僅在於他們以“名”為研究對象，並以此區別於其他學派。在名家內部，由於觀點不同又形成若幹派別，其中主要有“和同異”派和“離堅白”派，其代表人物分別是惠施和公孫龍，前者傾向於合萬物之異（和同異），後者傾向於離萬物之同（離堅白）。兩派各自側重點不同，並各持一端。合同異派誇大事物普遍聯係和變動不居的特性，認為一切都是同一；離堅白派則誇大事物的相對獨立和相對靜止性，認為一切都有差異。
名家在戰國時也屬顯學，名家代表惠子和公孫龍，無疑是了不起的哲學家。他們在論證中，揭露了事物的矛盾統一現象，具有深刻的辯證法思想，對古代邏輯思想的發展有很大貢獻。
名家的政治主張，散見於他書而存留下來的有兩點：一是惠子曾提出“去尊”，但是具體內容並沒有留傳下來，大抵是要求人與人之間平等相處，可惜這種在中國思想史上極有價值的“去尊”的平等觀，已經完全遺失在曆史的長河中而無處打撈了；另一個是惠子和公孫龍提出“偃兵”的主張，反對用暴力統一天下。
可惜的是，名家太學術化，不為世所喜，秦統一六國後，名辯思潮隨之消匿。到清代，西學東漸，中國學者才發現名家所討論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西方形式邏輯的內容。說明了名學派早於西方開始邏輯推理。《漢書·藝文誌》著錄：“名七家三十六篇”，現在流傳下來的隻有《鄧析子》、《尹文子》和《公孫龍》。
公孫龍著《白馬論》，關於堅、白、異、同之辨，一時風靡天下，堅石非石、白馬非馬，意思是堅硬的石頭並不代表所有的石頭，白色的馬也不是所有一切的馬。馬是一個籠統的名詞，馬中有白馬、黃驃馬、紅鬃馬……各色的馬，如果把白馬認為是多有各色的馬，或把一切的馬都叫做白馬，就犯了邏輯上的錯誤。如果說一句話，未能把其中名詞的定義清楚明白地定出本義來，這句話就會失去完整的意義。譬如說：薛平貴降了一匹馬。這根本不證明薛平貴有什麼特別了不起。如果薛平貴降了一匹紅鬃馬，意義就比較明白了一點，表示薛平貴所降的並不是白馬或黃驃馬……而是紅鬃馬。如果在紅鬃馬之後再加一個烈馬。烈馬是比較不容易降服的，但這馬猛到什麼程度卻不明白。如果再加上它會吃人的話，那麼這匹馬就被定義得清清楚楚，同時就說明了薛平貴的非凡。因為他居然降服了一匹吃人的紅鬃烈馬。
該學派認為，成功的管理並不在於鼓勵普遍人勞苦工作或樹立具有典範意義的良好勞動習慣，而在於製訂周詳完美的計劃，並通過有效的溝通交流來完成計劃。
該學派還主張人類必須使用語言。語言中所用的名詞必須有詳盡的定義，否則就是各說各話，必然導致一團混亂。因為同一個名詞對不同的人產生不同的意義。如歐洲中世紀時，封建貴族為了建造城堡宮殿過上奢侈浪費的生活，便向猶太商人借貸，並以自己的領地稅收作抵押。後來債務越築越高，稅收不足以償付。如果他們說：“我們必須把經濟搞好。”對貴族來說，它的意義是：生活過得更舒適，為了能多借點錢，就要想法子多收點稅。對猶太商人來說，多得點利息，多控製到一點政治上的利益。對百姓來說，得多繳點稅，生活會更痛苦。
現代企業，假使一個領導沒有“堅、白”的學習修養，他的決策就可能會含混不清。員工又不敢打破沙鍋問到底，於是就依照自己的意思理解，甚至“猜解”。結果事情沒做對，大家還要鬧情緒，會越弄越糟。同事之間的溝通交流出問題，多半也是因為“誤解”而開始的。所以，管理者必須完全掌握自己的思想、語詞、語法、語術和說服能力。開宗明義，名詞一定要有清晰的定義，也就是正名。孔子也強調這一點，“名也，正名乎！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現代的科學就是定義之學。科學的方法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尋求規律解決問題。
名詞與名詞之間的關聯必須合理，符合邏輯。名詞的定義再清楚，由於領導者各有其局限性，總會出現誤解和偏解。為消除這個障礙，隻有求諸比較客觀性的規則，就是邏輯大同小異、異中求同。同中求異是分析，異中求同是綜合。“認同”是團結合作的基礎。通過科學的分析、綜合以後所獲得的客觀認同比純情感性、主觀的認同要堅強可靠。也就是“真理越辯越明”。辯論時就更要講究語法、語術和說服能力。人在心服口服之下主動奉獻，才會有真正的工作實績和效率。
這個學派的弊病是，每人都去玩弄修辭，講究語法，作滔滔之辯，或用以飾非諉過，真正的工作反倒耽誤或忽視了。同時，無論怎樣善辯，即使是自然科學上的命題，也不能得到所有人百分之百的認同，要解決這個難題，通常都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曆史已證明：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多數服從少數的，隻要那個少數（甚至一個人）手握強權就可以。黑格爾也不得不承認，辯理辯到最後，往往訴諸戰爭，戰勝者自然“比較有理”。
七、雜家學派
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各家都有自己的對策與治國主張。為了戰勝其他學派，各家或多或少地吸收其他流派的學說，或以攻詰對方，或以彌補自己學說的缺陷。然而，任何一個流派都有其特色與長處，而雜家便是充分地利用這個特點，博采眾議，構成一套在思想上兼容並蓄，在實踐中切實可行的治國方針。從嚴格意義上說，雜家並不是一個有意識、有傳承的學派，《漢書·藝文誌》第一次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之後，這個學派才正式被定名。雜家試圖“兼儒、墨，合名、法”，綜合諸家思想而理出一套治國方術。雜家以秦朝呂不韋為代表。
呂不韋，戰國後期著名政治家，擔任秦相國十三年，為秦最後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呂不韋在曆史上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戰國末期的衛國人，雖出身商賈，卻具有非同尋常的政治敏銳性。他到趙國都城邯鄲做生意時，設法結識了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國公子異人。呂不韋以為奇貨可居，以金錢和美女，博得異人的歡心。又遊說華陽夫人之姊，買通王後華陽夫人，異人被繼位為太子。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異人即位，是謂秦莊襄王，因感呂不韋之恩任其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陽十萬戶。三年後，秦莊襄王去世，太子嬴政（就是後來的秦始皇）立為王，呂不韋做相國，號稱“仲父”，一時權傾朝野。當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嚐君，都以招聚賓客而聞名天下，呂不韋也開始招攬天下賢士，厚待禮敬，賓客亦達到三千多人。他讓這些賓客將自己的所學所聞記錄下來，然後彙聚在一起，編成八覽、六論、十二紀，總共二十餘萬字，名為《呂氏春秋》，也叫《呂覽》。後來因為他與太後有染，遭嬴政罷黜，被發配蜀地後飲鴆自盡。
呂不韋具有超人的戰略眼光和政治才華，也有縱橫捭闔、統禦天下的才能。《呂氏春秋》的編纂固然有為自己造勢、為自己留名的一麵，但同時也為秦國統一天下提供了政治和文化支持。當時，秦國通過商鞅的改革，國力日益強盛，滅六國而一統天下的大勢已成，但是身處西戎的秦國文化卻是相當落後。呂不韋深知統一天下可以靠武力，然而統治天下絕非武力能夠辦到的。因此，在呂不韋專權的十二年中，他一方麵派兵攻打趙國、滅周國；另一方麵將天下賢士聚集到秦國，使秦國的文化有了較大的發展。後來秦始皇重法家，隻是一味強調苛刑峻法，終曆二世而亡，與此比較，足可見呂氏目光之遠大。
雜家學派對管理價值具有很好的啟發：對不同層次的管理，應采取不同手段，對於企業基層員工的管理手段，重視製度和考核；對於中層幹部應以重情重理為主；對於領導企業家等，應將管理簡單化。如果在企業決策和戰略中，特別是應變市場時，應選用兵家學派，智慧謀略並舉，博采各學派之長處，根據自身企業靈活應用。
八、兵家學派
中國自黃帝以來一直注意講究兵法，到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兵家學派。當今，作為兵家巨著的《孫子兵法》，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甚至遠渡四大洋，為世界各國所歡迎。在軍事上，在商場上，煥發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兵家是中國古代對戰略家與軍事家的通稱，又特指先秦對戰略與戰爭研究的派別。如何從宏觀上把握戰爭，是兵法的關鍵。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關係到一國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既是一部如何統治國家、製定國家戰略的綱領；又是一部如何領兵打仗，製定戰略與策略的參謀。
中國自古以來兵家一直受到重視。兵家在中國的發展源遠流長，產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孫子兵法》、《吳子》、《孫臏兵法》、《司馬法》、《六韜》、《三略》和《尉繚子》等，其中集大成者是孫武的《孫子兵法》。
孫武總結前人和自己的經驗著於《孫子兵法》，共有十三篇：第一篇“始計”，主要是說戰爭之勝負，取決於戰前的各項準備和策劃。第二篇“作戰”，主要是赴境外長途用兵作戰，人力和物力損耗巨大，宜速戰速決，或以敵人的輜重為己所用。第三篇“謀攻”，主要是說“上兵伐謀”，講謀略的運用。第四篇“形篇”，主要是說戰爭中“形勢”的利用和變化。第五篇“勢篇”，主要是說高明的指揮官，不抱怨客觀條件，而著重於在軍事上營造於己有利之態勢。第六篇“虛實”，主要說作戰中，要善於捕捉敵人之弱點，避實擊虛，以實擊虛。同時自己則深藏不露，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第七篇“軍爭”，主要是說明作戰中的要領，特別強調要爭奪戰爭中的主動權。第八篇“九變”：主要是說明將帥指揮軍隊時要特別注意之事，“九變”是形容戰場變化之多以及應變的方法。第九篇“行軍”，主要是說行軍是用兵的重要內容，以及軍隊在山、川、沼澤、平原等不同地形的用兵原則。第十篇“地形”，主要是說明“隘”、“險”、“遠”等各種特殊地形的作戰方法，以及將帥易犯的各種錯誤。第十一篇“九地”，主要是說九種戰略地形，以及戰於國內和戰於國境之外的不同用兵原則。第十二篇“火攻”，主要是指交戰時以火助攻的種類、條件和方法。第十三篇“用間”，主要指出在戰爭中，要充分運用各種手段，達到知己知彼的目的。
這本軍事著作包含有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對戰略戰術原則和戰爭觀治軍原則有係統而精辟的論述。該書認為爭戰是“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兵者，詭道也”，蓋戰以爭勝為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欺詐勒騙，無所不用其極，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隻要人能使得出來的詭計，都可自由運用。孫子認為：“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理戰比短兵相接高明，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最合算。要富強，最直接的辦法莫如戰，把人家的東西搶來算自己的。要不要戰或攻？屬經濟考慮範疇；能不能戰或攻？屬政治考慮範疇。至於戰“必勝”、攻“必取”，則為軍事的領域，軍事行動要考慮許多細節和技術上的問題，就是兵法，其內容大多是原理原則，需要憑使用者個人的聰明才智，隨機應變。現代企業管理中，市場競爭白熱化，孫子兵法成為企業家的利器，市場經濟本是大浪淘沙、優勝劣汰，涉及的戰略決策、人才競爭、市場競爭、產品競爭、企業戰略決策，兵法裏的智謀可以列具一集。
九、縱橫學派
縱橫學派的鼻祖是鬼穀子，鬼穀子大概生活在公元前2世紀，曾教出孫臏、龐涓、蘇秦、張儀等著名軍事家、政治家，是當時的知名人士。鬼穀子終其一生，創造並完善了縱橫學說。通觀鬼穀子的學術思想，其實是專注於應用哲學的學者。秦國之所以得以統一中國，便是得益於縱橫的連橫之學。
縱橫家是戰國時期的政治謀略家，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是一批非常活躍的人物。遊說於戰國諸侯之間的蘇秦和張儀，采取“合縱對抗”及“連橫和解”政策，書寫出轟轟烈烈的人生，大大影響了曆史的進程。就地理方位看，南北向稱為縱，東西向成為橫。六國結盟為南北之聯合，故稱合縱；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為東西之聯橫。所謂縱橫家就是實施合縱或聯橫外交策略。蘇秦和張儀為最著名的縱橫家，著有《蘇子》三十一篇，今佚。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保存有蘇秦的書信和遊說辭十六章。《漢書·藝文誌》縱橫家類有《張子》十篇，彙集了張儀的作品。
《鬼穀子》是一部由鬼穀子講授，後經蘇秦、張儀等人補充、修改而成的集縱橫家、兵家、道家、仙家、陰陽家等思想於一體的政治理論著作，被稱為“智慧禁果，曠世奇書”，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頗具特色，是亂世之學術，亂世之哲學，講求實用主義和名利共享，其方法論是順應時勢、知機應時、知權善變的實踐方法論。《鬼穀子》一書由捭闔、反應、內楗、抵、飛箝、忤合、揣、摩、權、謀、決、符言十二篇，以及本經陰符七篇，持樞、中經兩篇共同組成。前十二篇從確定遊說過程中揣摩對象的心理動態，再到抓住對象的心理活動，最後完成遊說主張的實施，構成了一個遊說之術的理論係統，並鮮明地提出了遊說的原理：“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捭闔者，天地之道。”“離合有守，先從其誌。”“事貴製人，而不貴見製於人。”“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
縱橫術是外交家的權謀，充滿了詐謀、陰謀、詭道。這些謀智，將古代政治、外交、軍事中的詭秘術和投機充分地顯示出來，表現詭辯的邏輯思維價值，尤其是為“陰陽術”提供了理論思維的依據。書中說的捭闔術，講求開啟天地之門道；反應術，力求探測對方之實情；內楗術，巧借內線進說辭；飛箝術，先褒獎而後牽製；忤合術，活力對抗逆轉順；揣摩術，深淵釣魚投番餌；遊說術則認為縱橫長短在於辯辭等，它們都被曆代亂世英雄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