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今天和明天
我們的課程已近尾聲。
如果說第一章解答了“什麼是比較文學”，第二章解答了“為什麼要學習比較文學”，第三章解答了“比較文學要學習哪些內容”的話，那麼，在這門課程行將落下帷幕的時候，可能在有的同學心中還有一些謎團沒有解開：比較文學過去都走過了哪些路程？比較文學現在的發展態勢如何？比較文學的未來將走向何方？盡管這門學科的曆史並不漫長，還是讓我們循著時光的隧道回溯到一百多年前，從比較文學的昨天講起……
第一節從西方起步發展
一般認為，比較文學的第一縷霞光是在西方破曉的。
1816年的法國，一位名叫諾埃爾、一位名叫拉普拉斯的兩個中學教師第一次使用了“比較文學”這一名稱。他們給自己所編寫的一部寫給小學生看的文學讀本取名為《比較文學教程》。
1829年的法國，一位名叫維爾曼的學者第一次在大學開設了比較文學講座：《18世紀法國作家對外國文學和歐洲思想的影響》，為比較文學日後正式進入大學課堂開辟了道路。
1877年的匈牙利，一位名叫梅茨爾的人創辦了世界上第一本比較文學刊物：《比較文學雜誌》，用多種語言向讀者介紹了歐洲及歐洲以外的許多國家的文學。
1886年的新西蘭，在奧克蘭大學任教的英國文學教授波斯奈特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較文學理論著作《比較文學》，“標誌了比較文學的時代已正式開始”(［法］基亞：《比較文學》，顏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頁。）。
1895年的法國，一位名叫戴克斯特的學者完成了世界上第一篇比較文學學位論文《讓雅克·盧梭與文學世界主義之起源》，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比較文學講座教授。
1897年的法國，一位叫貝茨的學者編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較文學工具書：《比較文學書目》，到1904年再版時，已從最初的2000多個條目增加到6000多條。
我們在這裏用了這麼多的“第一”：“第一次”、“第一本”、“第一篇”、“第一位”和“第一部”等，就是為了給同學們一個印象：比較文學“名稱”的提出、比較文學“講座”的開設、比較文學“刊物”的創辦、比較文學“著作”的出版、比較文學“學位論文”的完成、比較文學“工具書”的編撰、比較文學“教授”的職稱等，都是在西方首次出現的。
大學是比較文學的搖籃，歐洲是比較文學的故鄉。從星星之火到星火燎原，在比較文學的旅途上，貢獻最大、影響最深遠、成果最豐厚、理論體係最完整的是法國。這塊曾孕育了眾多世界一流作家和藝術家的神奇土地，也孕育了比較文學，滋潤了比較文學，培育了比較文學。
在本教材第一章的第一節中，我們曾給同學們列舉了法國比較文學界的知名教授和國際比較文學界知名學者的名單：巴登斯貝格、梵·第根、卡雷、基亞、艾金伯勒、布呂奈爾……他們以自己堅實的腳步和豐碩的果實，書寫了20世紀法國比較文學的輝煌。
我們先講巴登斯貝格（1871—1958）。這是第一個從法國比較文學的先驅者那裏接過火種的人。當第一篇比較文學學位論文的完成者戴克斯特於1901年去世後，他便承擔了繼續播撒比較文學火種的重任，先後在裏昂大學、巴黎大學和斯特拉斯堡大學繼續開設比較文學講座，使老一輩開辟的比較文學道路不斷向前延伸。1921年，經過一段時期的艱苦努力和辛勞的奔波，他同另一位名叫阿紮爾的學者一同創辦了刊物：《比較文學評論》。1930年，他又與梵·第根和阿紮爾等學者合作，創立了巴黎大學現代比較文學研究所，使巴黎大學成為法國及國際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心。在長期的比較文學生涯中，他對貝茨所編撰的《比較文學書目》進行了修訂和增補，使其擴充到6000多個條目。與此同時，他還以嚴謹的態度著書立說，完成了《歌德在法國》（1904）、《文學史研究》（1907—1913）、《巴爾紮克所受的外來影響》（1927）等著作和《比較文學：名稱和實質》（1921）、《比較文學在美國》（1947）等論文。巴登斯貝格曾去德國、瑞士、英國、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等國講學，也曾在20世紀初來過俄羅斯、中國和日本，並在美國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巴登斯貝格著述豐富，治學嚴謹，既為法國培養了一批蜚聲國際的比較文學學者，也為法國比較文學理論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被譽為“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的首領”(朱維之主編：《中外比較文學》，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頁。）。
我們再談梵·第根（1871—1948）。在“法軍”的行列中，這是同學們不可遺忘的一個名字。這位巴黎大學的教授，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比較文學的代表性人物，始終把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1931年，他出版代表性著作《比較文學論》，最終確立了自己在法國和國際比較文學史上的地位。《比較文學論》係統而全麵地闡述了法國比較文學的曆史和基本原理，論述了比較文學研究的範圍、內容和方法，表明了法國學者的理論觀點，並且提出了“總體文學”的構想，不但被認為是法國學派的集大成者，而且至今仍有其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啟蒙價值，法國學者們所倡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類型等也都出自他的筆下。1937年，中國詩人戴望舒將《比較文學論》翻譯成中文，對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和繁榮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多少年來，《比較文學論》一直是比較文學入門者的必讀書目之一。除《比較文學論》外，梵·第根還著有《莪相在法國》（1917）、《18世紀歐洲詩歌中的黑夜和墳墓》（1921）、《莎士比亞在歐洲大陸上》（1947）、《文藝複興時代的拉丁文學》（1948）、《歐洲文學中的浪漫主義》（1948）等著作。由於梵·第根的理論集中、全麵、完整而係統地表達了法國學者對比較文學的理解和認識，因而被稱為“法國比較文學界的泰鬥”(張鐵夫主編：《新編比較文學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老一輩學者逐漸淡出了比較文學的舞台，一批年輕的新軍加盟到這個隊伍當中來，給法國比較文學增添了新的氣息，充實了新的血液，也帶來了新的變化。在後期的新秀中，大家尤其要關注的是兩位學者的名字：他們一個叫卡雷，一個叫基亞。
我們先談卡雷（1887—1958）。作為巴登斯貝格的學生，他一方麵繼承和發揚了老師的傳統，在巴登斯貝格去美國後，他便接替了老師的位置，在巴黎大學繼續主持比較文學講座，並擔任《比較文學雜誌》的主編，成為“二戰”後法國比較文學界一位新的領軍人物。另一方麵，他又培養了學生基亞，使其日後成為20世紀法國比較文學和國際比較文學界的知名學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法國比較文學的曆史上，卡雷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承上啟下的人物，對法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很大貢獻。卡雷留給我們的學術成果有：《米什萊和他的時代》（1926）、《法國作家和德國幻象》（1947）等。從卡雷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老一代法國學者理論的繼承，這突出反映在他的博士論文《歌德在英國》中。同時，他又十分注重研究作品的成功、作家間的相互理解、作家的際遇、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看法、旅行、幻象等，擴大了比較文學的研究範圍。(張鐵夫主編：《新編比較文學教程》，第42頁。）我們在第一章的第三節中所講述的卡雷為“什麼是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至今仍具有權威性。
我們再談基亞（1921—）。這個畢業於著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文學博士，也像他的老師一樣，在巴黎大學等高校任教，著有《比較文學》（1951）、《英國在法國小說中》（1954）等著作。基亞對比較文學所作出的最大貢獻和給他帶來國際影響的是出版於1951年的《比較文學》。該著作自問世以來不但多次重印，而且幾乎被所有版本的百科全書和比較文學著作列為參考書目。在《比較文學》的前言中，基亞明確指出：“比較文學並非文學比較。比較文學實際隻是一種被誤稱了的科學方法，正確的定義應該是：國際文學關係史。”我們在第一章的第三節所講述給大家的基亞對“什麼是比較文學”的回答，就是基於這樣一種對比較文學的獨特理解而形成的。實事求是地說，《比較文學》的初衷隻是寫給青少年讀者的一本啟蒙讀物，中譯本還不到10萬字，卻以通俗易懂的闡述為日後的比較文學研究理清了一條完整的思路。時至今日，仍具指導意義。
在國際比較文學史上，20世紀50年代應當是一個轉折點。這不僅由於“美軍”的崛起衝擊了法國學者的傳統理論，還在於後起的法國學者自身對比較文學的理解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不但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隊伍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研究領域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得到進一步的拓寬，其理論觀點也與美國學者拉近了距離。
我們先談艾金伯勒（1909—2002）。這位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文學博士，兼作家和比較文學理論家於一身，也像他的前輩一樣，曾經在巴黎大學等高校任比較文學教授。作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艾金伯勒的研究視野一直沒有離開過東方，著有《耶穌會士在中國》（1966）、《孔子》（1968）、《我們認識中國嗎？……》（1970）、《雲雨，中國的色情》（1970）、《對於川端康成的生吞活剝》（1972）等著作。艾金伯勒對國際比較文學的貢獻突出表現在他的兩部著作：《比較不是理由》（1966）和《（真正的）總體文學論文集》（1974）中。尤其是他對“什麼是比較文學”的理解，已經“背叛”了法國比較文學的傳統理論，並與美國比較文學的理論觀點相融合，表現出一種博采眾長，兼收並蓄的胸懷：
曆史和曆史主義並不總是進步的，而美學也並非總是反動的；它會有助於發展這麼一種比較文學：它將曆史方法和批評精神結合起來，將卷案研究與“文本闡釋”結合起來，將社會學家的審慎與美學家的大膽結合起來，從而最終一舉賦予我們的學科以一種有價值的課題和一些恰當的方法。(《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第102-103頁。）
我們再談布呂奈爾（1939—）。這位畢業於巴黎大學文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文學博士，也曾在巴黎大學等高校從事比較文學教學，並致力於法國20世紀詩人和戲劇家保爾·克洛代爾的研究，為我們留下了《保爾·克洛代爾的〈人質〉或隱晦戲劇》(1964)、《克洛代爾和莎士比亞》(1970)、《克格代爾和盎格魯——搬克遜人的魔鬼崇拜》(1975)等。此外，布呂奈爾還在神話學領域的研究中頗有建樹，主要成果有《埃勒克特拉的神話》(1971)、《變形的神話》(1974)、《什麼是比較文學》（與別人合著，1983）等。20世紀80年代初，布呂奈爾在巴黎第四大學創建了比較文學研究中心，為法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貢獻。布呂奈爾等一批學者們不但擴大了法國比較文學的研究範圍，開辟了法國比較文學的研究新領域，而且將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納入比較文學研究之中，使比較文學呈現出一種立體的新局麵。
在國際比較文學的百餘年曆程中，法國比較文學的學者們創立了完整的、以“影響研究”為中心的理論體係，建立了嚴密的、以崇尚考證，講究實據，沿著作家本身所受的影響的線索加以深化和擴展的研究方法，出版了大量具有學術價值的學術成果，使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確立了牢固的地位，對全球比較文學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被學者們稱為國際比較文學的第一階段。
這時，一定有同學發問：如果法國是第一階段，那麼第二階段出現在哪一個國家呢？
我們方才談到，20世紀50年代是國際比較文學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而直接釀成這次重大轉折的就是美國學者的異軍突起和對統治了國際比較文學界多年的法國學派的反叛。“美軍”的崛起和反叛，在法美兩大陣營中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學術論戰，不但給國際比較文學界帶來了一股新的氣息，促進了國際比較文學的繁榮和發展，也書寫了20世紀國際比較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構成了20世紀國際比較文學史上的一段精彩篇章。
我們在第一章的第一節中已經講到，在美國比較文學的曆程中也有很多“第一”：
1871年，一位名叫沙克福德的教授在康奈爾大學開設的“總體文學還是比較文學”的課程，被看做美國比較文學學科的第一次正式演講。
1887年到1889年，一位名叫查理斯·姆·蓋萊的教授在密執根大學所開辦的“比較文學批評”研究班，可視為美國比較文學史上第一個比較文學專題研究班。
1890年到1891年，一位名叫阿瑟·裏奇蒙·馬什的教授在哈佛大學為研究生和本科生開設了比較文學講座後，成為哈佛大學第一個獲得比較文學職稱的教授。
1903年，美國比較文學史上的第一本專業性期刊《比較文學學報》問世。雖然由於經費問題，該學報隻辦了4期，但法國學者巴登斯貝格和意大利學者克羅齊的加盟還是給該刊物增色不少。
1904年，美國高等院校第一個比較文學係在哈佛大學正式成立。
在本教材第一章的第一節中，我們曾給同學們列舉了美國比較文學界的知名教授和國際比較文學界知名學者的名單：韋勒克、列文、奧爾德裏奇、雷馬克、威斯坦因……他們也以自己堅實的腳步和豐碩的果實，書寫了20世紀美國比較文學的輝煌。
我們先談韋勒克（1903—1995）。這位祖籍捷克、生於維也納的比較文學理論家，不但通曉多種語言，而且在多所大學任教，最後在耶魯大學結束了自己的比較文學生涯。在長期的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實踐中，韋勒克為我們留下了《康德在英國，1793—1838》（1931）、《英國文學史的興起》（1941）、《比較文學的新概念》（1953）、《批評的諸概念》（1963）、《對比：關於19世紀德國、英國和美國的思想和文學關係的論文》（1965）、《英國浪漫派詩人：研究和評論的回顧》（1973）等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成果。其實，在美國乃至國際比較文學史上，韋勒克最具影響力的成果還是他的挑戰性論文《比較文學的危機》。1958年9月，在美國舉行的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第二屆學術年會上，韋勒克宣讀了這篇論文，駁斥了法國學者的理論，闡述了美國學者的觀點，宣告了比較文學史上一個新的學派——美國學派的誕生，《比較文學的危機》也被後人看做美國學派的宣言書。
下麵，我們不妨從這篇論文中擷取一段精彩的篇章，與大家分享：
我們一旦把握住了藝術與詩的本質，它戰勝命運、超越人類短促的生命而長存的力量，還有它那創造一個想象的新世界的能力，民族的虛榮心也就會隨之而消失。那時出現的將是人，普遍的人，各地方、各時代、各種族的人，而文學研究也將不再是一種古玩式的消遣，不再是各民族之間賒與欠的賬目清算，甚至也不再是一種相互影響關係網的清理。文學研究像藝術本身一樣，成為一種想象的活動，從而成為人類最高價值的保存者和創造者。(《比較文學譯文集》，張隆溪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頁。）
我們再談列文（1912—1994）。這位畢業於哈佛大學，曾經在巴黎大學深造的著名學者，自1939年執教哈佛大學起，便先後擔任哈佛大學比較文學係主任、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和《比較文學》雜誌的編委等職，同時兼任巴黎大學、牛津大學、東京大學的客座教授，講授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列文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研究成果也十分豐碩，在莎士比亞、本·瓊生、喬伊斯、巴爾紮克、克裏斯托弗·馬洛、霍桑、麥爾維爾、愛倫·坡以及象征主義和法國現實主義小說等方麵都有不菲的成就。他為後人留下的主要成果有：《批評的視點》（1950）、《象征主義和小說》（1956）、《批評的內涵》（1957）、《折射：比較文學隨筆》（1966）、《文藝複興黃金時代的神話》（1969）、《比較的基點》（1972）、《莎士比亞和時代革命》（1976）、《現代人的記憶》（1980）等。在法美兩大學派的學術論爭中，他始終與韋勒克並肩作戰，一方麵對法國學者的觀點提出批評，一方麵基於比較文學的研究實踐，“首先在比較文學研究中采用‘主題’（theme）一詞”(《中西比較文學手冊》，上海外語學院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通過對不同國家和民族文學的“主題”所進行的研究，逐漸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被稱為“主題學”的理論體係。列文的研究視野也十分寬闊，既強調以希臘羅馬文化為根源的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也重視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在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對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束縛產生很大影響。
在美國比較文學的曆程中，除了上述兩位學者外，還有兩位更重要的人物需要引起大家足夠的關注。他們一個叫奧爾德裏奇，一個叫雷馬克。在法美學者長期的學術論爭中，在美國比較文學理論體係的構建和完善的過程中，他倆功不可沒。
我們先談奧爾德裏奇（1915—2002）。這位曾在印第安納大學和巴黎大學等高校學習過比較文學和英國文學的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自1967年起在伊利諾伊大學任教起，不但在法國和日本的一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而且還曾擔任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會長、國際比較文學協會顧問以及《比較文學研究》雜誌的主編等職。奧爾德裏奇著述豐富，主要成果有《比較文學：內容和方法》（1969）、《比較文學論文選集》（1969）、《伏爾泰和光明的世紀》（1975）、《比較文學——日本和西方》（1979）、《東西文學關係：是全球文學還是共同詩學？》（1979）、《文學史的界限》（1980）、《美國早期文學：一種比較研究》（1982）、《世界文學的再現》（1983）、《世界文學中的烏托邦主義》（1983）等。針對法國學者所提倡的比較文學應當注重事實、注重聯係、注重影響的理論，奧爾德裏奇鮮明提出了“平行研究”的主張，認為對沒有相互關聯的文學作品從審美的角度進行“平行”視角下的比較研究，更有利於理解和把握文學創作的過程。與此同時，奧爾德裏奇還特別注重東西方文學的比較研究，以拓寬比較文學研究的視野。而他為“什麼是比較文學”所作出的回答，則把比較文學的觸角延伸到了文學以外的領域之中，其影響力和震撼力與雷馬克的答案相比毫不遜色。在第一章的第三節中，我們已經把奧爾德裏奇為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介紹給大家，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我們再談雷馬克（1916—）。這位畢業於印第安納大學的文學碩士，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博士，不僅是美國比較文學的領軍人物、印第安納大學的教授，還三次當選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理事。同時，他還曾擔任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美國現代語言協會比較文學研究會主席、歐洲比較文學史研究會主席等職。雷馬克精通多國語言，對德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瑞典、丹麥、挪威等國家的語言文學，對比較文學的理論與實踐等領域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雷馬克的主要成果有：《十字路口上的比較文學：診斷、治療和預測》（1960）、《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用》（1961）、《比較文學參考書目選注》（1971）、《比較文學的前景》（1976）、《世界文學之路：淵源、曆程和前景》（1980）、《比較文學：再次處於十字路口》（2000）等。雷馬克也是美國比較文學定義說的代表和集大成者。我們在第一章的第三節中講授給大家的雷馬克為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不僅集中代表了美國學者的觀點，體現了美國學者對比較文學的理解，而且至今仍在國際比較文學領域產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一定義就來自於雷馬克的那篇著名文章《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用》。下麵，我們選取文中比較精彩的片段，與同學們一道體會雷馬克對法國學者“影響研究”理論的反駁，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新貢獻：
影響研究如果主要限於找出和證明某種影響的存在，卻忽略更重要的藝術理解和評價的問題，那麼對於闡明文學作品的實質所作的貢獻，就可能不及比較互相並沒有影響或重點不在於指出這種影響的各種對作家、作品、文體、傾向性、文學傳統等等的研究。純比較性的題目其實是一個不可窮盡的寶藏，現代學者們幾乎還一點也沒有碰過，他們似乎忘記了我們這門學科的名字叫“比較文學”，不是“影響文學”。(《比較文學譯文集》，張隆溪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頁。）
20世紀美國比較文學“巨人”的行列中，還為我們留下了威斯坦因（1925—）的身影。這位生於德國的比較文學學者，是在美國的印第安納大學完成他的比較文學、德國文學和文學批評學業的。他以關於霍夫曼和愛倫·坡的論文而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又以關於歌劇《奧賽羅》和《薔薇騎士》的論文而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在印第安納大學任比較文學副教授和教授以來，曾經去德國、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荷蘭、意大利、瑞典、日本和中國講學，先後當選為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理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會主席等職，並參與了《比較文學與一般文學年鑒》和《德國語言文學研究》等刊物的編輯工作。威斯坦因的學術視角集中在比較文學史和理論研究上，主要成果有：《亨裏希·曼：對其文學創作的曆史批評指南》（1962）、《比較文學導論》（1968）、《作為國際文學現象的表現主義》（1973）、《本文和上下文：德國文學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之探討》（1973）、《比較文學——第一個報告：1968—1977》（1981）等。在法美學者的論爭中，威斯坦因在修補雷馬克定義的不足的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什麼是比較文學”的看法。當我們從新世紀的角度回過頭來再看威斯坦因的時候，發現他的德文版的《比較文學導論》，1973年被冠以《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用英文出版的著作，才是我們學習比較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的理想教材。
同樣值得大家關注的是，法國學者“背叛”本國比較文學的傳統觀念與美國學者的觀點相融合的現象也出現在美國學者中。唐納德·A·吉布斯在《阿布拉姆斯藝術四要素與中國古代文論》一文中，對“什麼是比較文學”就進行了如下綜合闡釋：
在多數人看來，比較文學就是超越了單一的民族文學範圍的文學研究，而它主要關心的是不同的文學之間的實際聯係：它們的起源、影響，傳播媒介等，始終圍繞著關係這個題目。然而比較文學也包含這樣一種內容：對互相之間毫無聯係的文學進行比較。也就是說，運用我們對一種文學傳統或文學經驗的知識來理解和探索用別種方法也許解釋不通的某種陌生的文學中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現象。(《比較文學譯文集》，第205頁。）
即便當初對法國學者的觀點提出尖銳批評的韋勒克也在《比較文學的名稱與實質》一文中流露出將二者融為一體的觀點：“比較的價值既存在於事實聯係的影響研究中，也存在於毫無曆史關係的語言現象或類型的平行對比中。”(《比較文學研究資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9頁。）至此，法美兩大學派的觀點已經被融合、貫通到了一起，國際比較文學界的兩大“生死冤家”的手又終於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以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為主要特征的美國學派的崛起，打破了法國學派的支配局麵，在國際比較文學界引入了競爭機製。同時，拓寬了比較文學研究的領域，更新了比較文學研究的觀念，給比較文學學科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帶來了新的生機，使比較文學研究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促進了比較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被稱為國際比較文學的第二階段。
在回顧比較文學昨天的過程中，我們選擇了法國和美國作為切入點，試圖通過以點帶麵的方式，使同學們對比較文學昨天的發展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其實，在過去的歲月中，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俄羅斯（蘇聯）、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相對而言，法國和美國的比較文學作為比較文學兩個階段的代表，無論是學術隊伍，還是研究成果，乃至理論體係都要完整一些。其他西方國家的比較文學，我們就不再詳細講述了。
告別了昨天，比較文學將迎來今天；告別了西方，比較文學的視角將轉向東方；告別了第一、二階段，比較文學將迎來她發展旅途上的第三階段！
這第三階段的曙光，會在哪裏出現呢？
第二節在東方崛起繁榮
中國比較文學的第一縷霞光，是在19世紀後期破曉的。
1887年，詩人黃遵憲在《日本國誌學術誌·二·文學》中提出“言文合一”的論點：“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他列舉中西文學現象加以比較：“餘聞羅馬古詩，僅用拉丁語，各國以語言殊異，病其難用。自法國易以法音，英國易以英音，而英法諸國文學始盛。耶穌教之盛，亦在舉《舊約》、《新約》就各國文辭普譯其書，故行之彌廣。”而“五部洲以中國文學為最古，學中國文學為最難，亦謂語言文學之不相合也”(盧康華、孫景堯：《比較文學導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2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