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比較文學是一種文學研究。這種文學研究，不同於其他領域的文學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不同文化之間和不同學科之間在真誠、尊重、寬容、理解的基礎上相互溝通，相互對話，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補充，並以此為目的，避免災難性的文化衝突，改進人類的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的根本目的和精神，就在於實現和諧友好及人文關懷。這一終極目標，就是新世紀比較文學精神的精髓。
其三，新世紀的比較文學，不但是一門十分重要的學科，不但是學者們進行“高層研究”的“精英學科”，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種“生活原則”，一種“人生態度”，一種應該普及到大眾，尤其要普及到大學生中去的“新人文精神”。
其四，如果把比較文學這種新人文精神加以傳播、推廣、普及，應用到大眾和大學生之中，
就將極大地提升大眾群體和大學生群體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質和人文素質，那麼，現在和未來的中
國和世界人類文明的進步、和平、友好和幸福將大有希望。
同學們：大學生是新世紀的棟梁之才，也是當今世界的希望所在。當你們走近新時期中國比較文學的帶頭人樂黛雲先生，並與她溝通對話的時候，當你們閱讀她的《跨文化之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比較文學研究》（與王向遠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相關比較文學著作的時候，對什麼是比較文學精神，她的價值、作用何在等問題，一定會找到圓滿的答案。
下麵，我們就比較文學精神提幾個問題，進一步和大家研究探討。
一是關於開放交流精神。比較文學的開放交流精神是她作為一門學科與生俱來、貫穿始終的精神。從她誕生之日起到現在，都沒有離開過這種精神。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支配下，比較文學以開放交流的眼光來審視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學現象，並開展交流、對話，推動全球文學向前發展，而不是用某個國家或民族的眼光和標準來觀察和衡量人類的文學現象。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她既反對文學上的霸權主義，又反對文學上的閉關鎖國主義。她追求一種全球式的文學開放，交流對話，在開放、交流與對話中共建全球人類豐富多彩的文學。
二是關於理解溝通精神。樂黛雲先生說：“比較文學致力於避免災難性的文化衝突，改進人類的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它以研究不同文化之間的互識、互證和互補來到達理解和溝通的目的。”凡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包括文學研究），其目的總是以幫助和強化人們對客觀世界和人類之間的理解和溝通為己任。比較文學研究是為了促進不同文化、不同文學和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溝通，以加強人類之間的友好合作。
三是關於尊重寬容精神。比較文學的根本宗旨，說到底在於關注人類本身合理做人以及人類之間的和平共處、平等對話和友好合作。因此，寬容和尊重等人文精神可以說是比較文學的靈魂所在。世界上萬事萬物總是千差萬別，人類的文學也不例外。因此，如果我們采取相互尊重和寬容的態度對待其他國家、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域的文學，則有利於人類多元文化和文學的建設與發展，也有利於各國人民和平共處、友好合作。
四是關於超越和前衛精神。早在1985年，美國學者雷馬克就對當時大學中的“保護主義”趨勢提出評判。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不管是比較文學本身或從教學角度或研究角度說，我認為在許多大學裏尤其是在美國、愛爾蘭、德國、奧地利、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大善意地忽視比較文學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因此，人文科學的趨勢在大學裏是走向保護主義，而不是擴張，這對比較文學是極不利的。因為比較文學的本質是擴張的。”(［美］雷馬克：《比較文學在大學裏的處境》，楊周翰譯，轉引自劉獻彪主編《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通訊》1996年第1期，第8頁。）1998年，樂黛雲先生在和幾位青年學者合寫的《比較文學原理新編》中指出：“比較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采取了一種具有強烈前衛性的學科姿態。……這種先鋒與前衛姿態，使學科充滿創新的活力，能夠抓住當代富於創造力的理論衝動，從而不斷豐富自身、發展自身，這是比較文學學科最突出的一個特點，也是其精髓和本質的所在。”(樂黛雲、陳躍紅、王宇根、張輝：《比較文學原理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4頁。）可見，從雷馬克到樂黛雲，他們都非常重視比較文學的超越和前衛精神。
回顧曆史，比較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一直貫穿著以上精神。從法國學派到美國學派再到中國比較文學的複興，百餘年來比較文學的實踐證明了這個事實。麵對時代的發展和自己前進過程中的各種挑戰和坎坷曲折的遭遇，她總是根據時代的變化不斷地調整自己，超越自己，完善自己。
新世紀人類文明的建設與發展需要比較文學精神。
新世紀棟梁之才的培養與塑造更需要比較文學精神。
百餘年來，中國幾代比較文學學者都非常重視國人精神包括比較文學精神的培養。
梁啟超早在1899年寫的《中國魂安在乎》一文中，就呼籲要重視精神培養問題，認為這是時代的重大課題。他在文章中寫道：“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之魂是也。”很明顯，當年梁先生所謂的“中國之魂”就是指一種精神。具體說，就是他所指的“自尊”、“和諧”、“團結”、“愛國”、“道德”、“人文”等精神。他在文章中強調，所謂“國魂”的核心應該是“愛國心與自愛心”。這種“愛國心與自愛心”就是人文精神的一種體現。他非常重視人文精神，向往人類大同，希望實現超越國家界限的“文化理想”或“世界主義”。
魯迅早在1907年用文言文撰寫的《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中，就強調和傳播自強、自尊等精神，同時批評19世紀西方文明中“至偽至偏”的弊端，就是“重物質”、“遺其神”。他在文章中寫道：“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麵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魯迅對這種無視精神建設的偏向痛心疾首。他在《摩羅詩力說》中呼籲“摩羅詩派”精神，認為如果要強國強民，首先要提倡自尊、自覺的精神。“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在這裏，魯迅強調了自尊、自愛、自覺精神的重要。
吳宓作為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的開路先鋒，早在五四時期開設比較文學課程時，就重視培養學生的比較文學思想和精神。當時他提出了比較文學的目標在於培養“博雅之士”。“博雅之士”就是他對比較文學人才培養的理想。今天我們如果想來詮釋它，最好的方法是從實踐中舉例說明。很簡單，當年錢鍾書、季羨林、李賦寧等一批比較文學學者，都是吳宓的學生。要想了解什麼是“博雅之士”，從他們身上可以找到答案。
季羨林是位德高望重、和藹可親、學貫東西、學問道德一流的大學問家，同時又是新時期中國比較文學複興和繁榮的領路人。先生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光中，對生命和學問有許多自己的感悟。例如，2008年出版的《季羨林生命沉思錄》一書中，就記錄了先生對人生和學問的精辟話語。談到人生價值時，他說：
在億萬年地球存在的期間，一個人隻能有一次生命，這一次生命是萬分難得的。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認識到這一點，切不可以掉以輕心。盡管人的壽命不同，這是自己無能為力的，不管壽長壽短，都要實現這僅有一次生命的價值……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我們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務，而且是絕非可有可無的。如果說人生有意義和價值的話，其意義與價值就在這裏。
在這裏，先生強調，每一個人，每一代人，不管壽長壽短，都要實現僅有一次的生命價值，都要完成自己的任務。正是在這種眼光和思想的基礎上，先生在20世紀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古稀之年倡導中國比較文學複興，為中國比較文學複興而奔走呼號，勇挑重擔，為青年人開路。正是這種使命感和責任心構成了季羨林的眼光和精神。中國比較文學需要季羨林的眼光與精神，新世紀人才培養更需要季羨林的眼光與精神。
在漫長的學術旅程中，季羨林涉足許多研究領域。用他自己的話說：“翻譯與創作並舉，語言、曆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先生涉及學術領域之廣，令人吃驚。先生以個人的努力，在印度古代文學、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亞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德國及西方文學、比較文學及民間文學、譯學以及散文、雜文創作等方麵，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如果從先生與比較文學結緣算起，他從1930年進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以後，就開始旁聽或選修陳寅恪、朱光潛等比較文學前輩的課程，至今已近80年了。比較文學在中國複興，是中國和世界文學曆史發生的一件大事情，而季羨林先生正是這一事件的發動者、組織者和領路人。新時期比較文學能夠在中國複興、發展和繁榮，如果沒有季羨林帶頭來發動、組織和領路，挑起複興比較文學的重擔，聯合全國誌同道合之士，指導帶動全國老、中、青三代學者，真不知中國的比較文學要“沉潛”到何年何月才能複興？我們常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新時期三十年來，季羨林先生為什麼如此關心比較文學事業？如此無微不至地關心支持大批搞比較文學教學的人？正如前麵所說，先生是把比較文學作為“自己的任務”、“自己的責任”、“自己的使命”，作為溝通人與人之間的友好關係，通往世界的“橋梁”。說到底，先生希望通過比較文學研究，開闊人們的視野，提高人們的素質，豐富人們的思想，純潔人們的靈魂。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比較文學研究理想，先生內心才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也正是因為如此，季羨林先生才能數十年如一日，把比較文學視為神聖的事業和天職，帶領大家，攜手前行，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一直走到今天。這就是季羨林先生的比較文學眼光和比較文學精神。
樂黛雲先生作為新時期比較文學的主將和帶頭人，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非常重視和強調用比較文學精神培養人才的價值和作用。她在1987年為《簡明比較文學教程》所撰寫的“序”中說：“幾位來自師範專科學校的老師，根據他們近來開設比較文學課的經驗和反映，提出在師專開設這一課程十分必要。他們認為，幫助全國師專培養出來的中學語文教師，突破傳統的封閉的語文教學而代之以具有國際眼光和現代意識的、新鮮活潑的語文教學，這對於建設我國精神文明，培養即將成為21世紀建設的骨幹的青年一代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師專的比較文學這門課，在這方麵可以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1999年，她在為《比較文學教程》寫的“序”中再次強調說：“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比較文學就不僅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科學，而且是一種生活原則，一種人生態度，是應該普及於大多數人的一種新的人文精神。如果即將成為21世紀的棟梁之才的今天的大學生和中學生都能具有這種精神，未來人類和平發展的可能性就會更大。”
為什麼幾代比較文學學者都不約而同發出了用比較文學的精神培養人、塑造人的呼聲呢？這是一個目前為止還沒有引起有關方麵足夠重視，卻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的課題。
如果說，前輩的學者們學問淵博，學貫中西，值得我們努力效仿，認真學習，這當然是對的。但更值得我們學習研究的是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的人格品德。季羨林先生曾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知識分子，他最佩服的有兩個：一個是馬寅初，一個是梁漱溟。季老把他倆稱為“不老的老人”。所謂“不老的老人”，是指他倆的思想、情操、氣節和不老的精神。馬寅初曾有兩句名言，“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因為有一種精神，他才敢放言：“不怕冷水澆，不怕油鍋炸，不怕撤職，不怕坐牢，更不怕死”。在遭受重難和打擊之後，竟以百歲高齡，重新出山，贏得世人驚歎。
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精神。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的精神。
如果我們追問：麵對“80後”或“90後”的一代，他們的“精神追求”何在？這也是值得人們探討和深思的大課題。有人說，“80後”或“90後”的青年，與前幾代人之間，似乎有一種精神上的斷裂；似乎有一種曆史的斷裂；似乎有一種翻臉不認前輩，突然衝出來的感覺；似乎有一種重新開始的精神……
我們應該承認，曆史總是繼往開來，總是後一代人踩著前一代人的肩膀，踏著前一代開墾的道路走過來的，否則曆史不能向前。同時，我們也應該相信，不滿才是向上的動力，曆史的斷裂才是新的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學會尊重、理解、包容新的一代。也正是從這個意義和這種實際需要出發，我們更應該重視比較文學精神，學習比較文學精神，傳播比較文學精神，提升新人才的新人文精神、感情和素質。像季羨林、樂黛雲等前輩學者那樣，關心、愛護、尊重、理解、包容、幫助青年人前進，為人類作出自己的貢獻。
第三節以比較文學胸懷構築新修養、新品格
同學們是否注意到，在學術研究中，用“胸懷”二字來評論和研究比較文學的，並不多見。
我們選擇這兩個字，不是標新立異，而是恢複其本來麵目。我們認為，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有許多特點和獨立的條件。其中，胸懷的包容就是最重要的特點之一，也是最受人們歡迎和欣賞的品格。
比較文學從誕生之日起，就以包容的心胸和姿態對待和審視世界各國的文學現象和本族文學與他族文學的關係。法國是比較文學墾拓與建構的故鄉，當年帶頭發起者維爾曼先生在巴黎大學開設比較文學講座時，就表現了一種寬容的心胸與姿態。假如他胸中隻有本國文學，隻能裝得下本國文學，以自我為中心，包容不了別國，也就不可能倡導把本國文學和別國文學放到一塊來研究。盡管他當時還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但畢竟率先在文學研究上跨出了國界，包容了別國文學，邁開了比較文學研究的第一步。
中國比較文學複興是國際比較文學史上具有爆炸意義的事件。當年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的季羨林在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說：“今天到會的不少老先生，……還有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同誌……凡是對比較文學有興趣，有一定基礎的師生員工都歡迎參加我們的會。”這番話充分體現了季老的包容胸懷。如果他沒有這種包容胸懷，就說不出這番話來，就會擺起大學者的架子，把許多對比較文學有興趣，或有一定基礎的人士拒之於比較文學的大門之外。毋庸置疑，比較文學是一門“精英學科”，因為她是“學院派”的產物。同樣毋庸置疑的是，比較文學又是一門正在走向“大眾”的學科，因為在當前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作為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下一個分支的比較文學不可能關起門來，遠離高等教育大眾化和大眾化教育背景下精英人才培養的現實，把自己封閉起來、孤立起來、與“大眾”對立起來，這不但與比較文學的包容胸懷格格不入，而且也不利於她的健康發展。
任何一門學問都是有品格的，比較文學的品格首先是與眾不同的人文精神，其次是博大的包容胸懷。“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比較文學的胸懷就像大海一樣。正是這種大海一樣的包容，使她麵對古今中外、古往今來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文學現象，一視同仁，將其置於全球眼光之下，全部包容，統統打通，在包容和打通中實現互識、互補、互融、共建。這種與眾不同的表現，在我國比較文學複興與繁榮的過程中，在季羨林、楊周翰、樂黛雲等前輩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開始，樂黛雲先生就負責學會的領導工作。老會長楊周翰仙逝後，她不負眾望，擔任會長，領導學會近二十年。在比較文學的崗位上，她以自己的胸懷和氣度，團結了五湖四海老、中、青三代學人，共同開創中國和國際比較文學的曆史，取得了傑出的成果，打出了中國比較文學的天下，並為國際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理論和實踐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樂黛雲先生的包容胸懷和氣度，就是她所以能為中國，為國際比較文學事業作出貢獻，並帶領大家不斷前進的根本原因。
在此，我們不妨引用一段季羨林先生的評價：
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我在上麵提到過的，黛雲的前半生，屢遭磨難，透過曆史的煙塵，她看到過極其令人憤懣的東西；然而她那一顆拳拳愛國之心絲毫未改。正當別人晝夜夢想使自己在外國的居留證變成了綠色，對這些人來說，太平洋彼岸就好像是佛經中常描述的寶堵，到處是精金美玉，到處開滿了奇花異卉，簡直是人間的樂園，天上的福地。留在這樣一個地方，對黛雲和一介來說，唾手可得。然而他們仍然選擇了中國。在中國，本來她也有很多機會，弄上一頂烏紗帽，還可能是一頂令人羨慕不已的駐外的烏紗帽。請允許我在這裏說幾句隻有書呆子才能說出的話：為中國增添一位女比較文學家，比增添一位女外交家意義更大，即使是從外交這個角度來看，也是如此。然而她卻偏偏又選擇了北大，一領青袊，十年冷板凳，一呆就是一生。我覺得，在當前的中國，我們所需要的正是這一點精神，這一點骨氣。我們中華民族所賴以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也正是這一點精神，這一點骨氣。我們切不可等閑視之。(季羨林：《世態炎涼》，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24頁。）
同學們，作為棟梁之才的新世紀大學生，應該有點精神和胸懷，應該學習樂黛雲先生的精神和胸懷。精神和胸懷是一種修養，一種品格，一種氣質，一種智慧，一種境界。人的一生中，不管是做人、做事、做學問，都離不開處理人和人、人和事、人和學問等關係。怎樣來處理這些關係？怎樣使自己成為合理的人，幸福的人，有益於人類的人？這是人生在世最為重要、最為根本的問題。在這個重大問題上，季羨林先生告誡我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