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經過嘯台我都會肅然起敬，心中默默念想，與這位蘇門先生作一次肯談，並且有執手禮。下嘯台，到太平亭，就到了我的書房。一塊矮石頭作凳子，一塊高石頭作書桌，還用養花種草嗎？你看，紫色的是牽牛花，黃色的是太行菊，紅色的桑椹，還有半紅半青的野酸棗，這就是蘇門先生當年的一日三餐嗎？書房不用我費心，一切都是現成的。我隻管鋪開紙筆，盡情塗抹就是了。累了就躺在石凳上口銜青草，仰望藍天，與飛來的鳥雀對話。問他們一些塵世間的問題，當官的保姆大字不識就能當辦公室主任嗎，有錢就能當村長嗎，努力為什麼沒有回報，日日付出卻還這麼淒苦，澆水怎麼總不見花開？它們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我也沒了說話的興趣，不如美美睡一覺。
有一天，我忽然發現書房很髒，於是就很臉紅，還讀書人呢。趕緊折了一根樹枝，拽了一把又一把野草纏繞起來，做成一把笤帚，把這裏裏裏外外打掃了一遍。我也可能打一套蹩腳的太極拳，姿勢實在欠優美，從不示人的。打著打著，一有來人經過我就收了拳，作擴胸狀。還有一天，寫得入了迷，天色暗淡下來，猛一驚，山上隻有我一人了，四周靜得可怕。我匆匆收了筆往回走，到嘯台的時候，腳下猛然鎮定下來，我不走了。我要和蘇門先生再待一會兒，他要懶得理我，我就會對人吹噓，這整座蘇門山是我一個人的了。我一下子富有得想哭了。一直到天漆黑漆黑，我才下山。
也有寫不出來的時候，比如那天。那個寫了20頁的長篇《日工》卻怎麼也沒法往下走，隻好把它廢了。肯定得從頭開始。心情就特別糟糕，想得也就特別多。被蚊蟲叮咬的時候我就納悶，當年的蘇門先生沒有風油精和萬金油，他是怎麼過的？聽說竹林七賢每天不用上班，不用幹活，隻管喝酒就行了。竹林七賢是財政開支嗎？打酒錢能公費報銷嗎？我今年辭了工作封閉自己，全靠小說換幾個小錢，80歲的父親要生活看病，上高中的兒子要花錢，我能堅持多長時間呢？唉，既然做不了蘇門先生，那就做一介愚夫吧。下山的時候腳步歪斜，踉踉蹌蹌，仿佛被人胖揍了一頓似的。我又想起了阮籍那個家夥，為了躲避司馬家提親，“一個人駕著木車遊蕩，木車上載著酒，沒有方向地向前行駛。泥路高低不平，木車顛簸著，酒壇搖晃著，他的雙手則抖抖索索地握著韁繩。突然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盡頭。真的沒路了？他啞著嗓子自問，眼淚已奪眶而出。終於，聲聲抽泣變成了號啕大哭，哭夠了，持韁驅車向後轉，另外找路。另外那條路走著走著也到盡頭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間誰也沒有聽見，他隻哭給自己聽。”
可是此時此地的我想哭也不成，一路上總有熟人，還要裝出一張笑臉。如此一想，更是委屈，淚就有點控製不住，急忙鑽進一條胡同麵向牆壁。秋風中，我看見了我抽搐的背影，仿佛一小片樹葉。
我以為我從此倒下了。可是第二天午後我又坐上了媳婦的自行車，兜裏還沒忘揣上那張已經作廢了的記者證。
起名
讀過郭昕老師一篇隨筆，題目好像叫《給孩子起個好名》，印象深的很。意思是對待小小說作品要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在創作時注意起一個恰當、悅目又具個性的名字，從而珍愛倍加。我當時感觸很深，就一直這樣做了下來，並有了延伸，後來不單單是每一篇作品。1998年出版第一本專集，我囑咐自己一定不要草率，力爭讓書名和內容柔順體貼，突出韻味。斟酌再三，取名為《布衣心情》，“寫平常人，說平常事”，一語道出主題且不生突。這個書名得到了讀者朋友的認可，第一屆河南省文學獎評選時，評委也很讚賞。2001年出版第二本，想了好幾個書名，最後圈定《苦水玫瑰》。因為全書四部分，前兩部分敘述“不盡的關愛”，喻為“玫瑰的花香”；後兩部分敘述“人間的醜態”，喻為“帶刺的玫瑰”。今年又出第七本，是自己的小小說自選集，想到小小說是一份精製的事業，寫作小小說就是要把一份份袖珍的美呈現給讀者，於是就定了一個書名——《掌上花開》。
有時候，讀到一句或一段入心入肺的話，會讓人產生很多感動且執著一生。我感謝這些啟迪性的文字，和它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