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把話題直接拉到一個更進一步的問題上：“您認為在台灣問題上，該是誰負主要責任呢？”中國留學生對這種步步緊逼、層層深入的實質性問題和開門見山、單刀直入的提問方式，反倒表現出一派清朗和幽默輕鬆的風度：“該是我們的父輩，教授先生，那會兒他們還年紀輕輕哩！”
教授仍緊追不舍，不依不饒：“依您之見，台灣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教授先生，中國有句古活，叫做‘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們的父輩還健在哩……我們沒有權力去剝奪父輩們解決他們自己釀就的難題的資格。”在充滿幽默感的笑聲中，中國留學生巧妙地化實為虛，把話題全部轉移到“父輩”身上，也就把教授所提問題的犀利鋒芒化解。然而，教授接 著對於“父輩”的話題順理成章地又是一個淩厲的攻勢：“我想，您不會否認鄧小平先生該是你們的父輩。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決台灣問題？”中國留字生以不變應萬變：“我想，如今擺在鄧小平先生桌麵的，台灣問題並非是最重要的。”教授馬上接著問：“您認為在鄧小平先生的桌麵上，什麼問題是最重要的？”中國留學生迅速答道：“依我之見，如何使中國盡早富強起來是他迫切需要考慮的。”答到此，已經意味著關於“台灣問題”的對話的徹底結束，且是以教授的慘敗而告終的。
教授終於孤注一擲地“拋”出一個更大難度的問題：“我實在願意請教，中國富強的標準是什麼？這兒坐的二十幾個國家的學生，我想大家都有興趣弄清楚這一點。”中國留學生站了起來，一字一板地說：“最起碼的一條是：任何一個離開國門的我的同胞，再不會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這類刁難。”借中國富強標準之題，莊嚴地宣告了中國人人格的不容侵犯，同時對教授連番的刁難給予致命的一擊。盡管也是旁敲側擊，並給這場“刁難”與反“刁難”的舌戰畫上了句號。
這場舌戰是精彩的，而更精彩的是它的真正結尾：教授離開了講台走向中國留學生，一隻手掌放到他肩上，輕輕地說：“我絲毫沒有刁難您的意思。我隻是想知道，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是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國家的問題的。”然後，他大步走到教室中央大聲宣布：“我向中國人脫帽致敬。下課。”
感恩寄語
一個人的偉大，固然往往是因為他的豐功偉績，然而更重要的卻是有尊嚴，在國際場合尤為重要。當自己的祖國受到不公正待遇時，我們應該拍案而起，這是對祖國、對人民最好的回報。有尊嚴，才會活得抬頭挺胸；有尊嚴，才不會被人踩在腳下。我們也曆經屈辱纏身的歲月，每一個會思考的人都懂得尊嚴的維護無階級、無時間、無空間，要知道，愛祖國、愛大家才是愛自己。
中國人的光榮
在香港，數十年前，不少政府的高級職位都是由英國人出任，華人在政府工作，即使是同等學曆和經驗，職位往往低得多。
在商界，當時英資企業也一樣享有某種程度上的特權。譬如當時的怡和、置地、太古等公司，其企業領導人可以順理成章地進入當時的立法局及行政局，可以最快獲悉香港政治經濟最機密的信息，從而為自己的企業謀取利益。華人的權益，都備受壓抑，這是事實。
李嘉誠有幸成為第一個將這個慣例打破的華人。1981年，長江實業公司成功地收購了當時仍然是英資洋行的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並出任該公司董事局主席，他成了第一位能夠成功收購英資洋行、而且坐上洋行的最高領導人位置的華人。
成功的收購了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之後，英資集團開始認識到，他們在香港的特權將會時日無多，而且華資集團的勢力將會日益強大，再不是好欺負的了。他們開始對華資集團有新的看法，不再像以前一樣，認為華資集團是次一等的，而英資集團是高一等的。
自從李嘉誠成為第一位在香港出任英資洋行的最高決策人的華人之後，不少英資集團隨之失勢，因為經營不善而被華資集團收購合並。從此，香港華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受外國人歧視的情況越來越少。
香港回歸前，集團中有人提出應否將長江實業“遷冊”。但李嘉誠對他們說，他對中國的前景極其樂觀，作為中國人他相信中國政府對香港於1997年之後實行一國兩製、港人治港的誠意。中國國家領導人隻會希望中國在恢複行使香港的主權後，香港越變越好，香港市民的一切生活，包括自由等，一定會50年不變。既然是這樣的話，對香港在1997年之後的政治環境，又何需有絲毫的擔心？於是他指示下屬們不要再提遷冊這一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