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發起又一輪以財政、信貸刺激的投資熱潮，大批“鐵公基”項目上馬。這一輪投資，拉動了當時的經濟增長率，推動“保增長”策略獲得了成功。問題是，這一輪大投資，能不能為未來經濟增長所健康消化，會不會形成又一批優質資產？
對這個問題，我認為還要看一看。關鍵點還是經濟有沒有足夠的“胃口”來消化如此天量的投資。這裏的經濟學說簡單也簡單，反正修了高速公路，總要有車跑，一輛一輛地收過路費，才能把修路的投資收回來。同樣道理，修了高鐵，要一張一張地賣票；建成了電站，要一度一度賣電；修了音樂廳，要一場場辦音樂會，最後才能把預期的投資收回來。反過來，修了很多路，車流量老也上不來，那就麻煩了。北京的鳥巢很宏偉，不過從投資角度看，如果裏麵沒有鳥，或者有鳥也不夠多，那“巢”的投資就懸了。
新的情況是，現在越來越多的投資都具有“超前”性。這就是一個大項目擺下去，未來有沒有足夠的需求還不知道。這類超前進性的投資，對約束體製有更高的要求。因為決策出錯的可能性上升了。如果出錯無人負責，那麼胡來、亂來的事情就會失控。所以，比之於過去，現在更不能離開體製機製講投資。脫離體製機製，隻講投資拉動經濟，很危險。
要明確，所有過去發生的投資，都要靠當下的消費來消化。已經釀出來的酒，就得有人花錢買去喝。消費不足，過去的投資就沒有收效。把酒一直釀下去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好酒越陳越香、越香越貴，但是最後還要靠更大的消費力來埋單。
鑒於累計投資存量之巨大，鑒於居民收入的比例不高，也鑒於外需增長趨緩，我認為繼續靠投資驅動增長的算盤，不應該打得太滿。越是想“靠投資拉動增長”，就越要注意消費的相應增長。這兩匹馬要互相協調，才能跑得又穩又快。
當然，消費也不是打一鞭子就可以上去的。因為消費也受製約。最根本的製約是收入，沒有收入談什麼消費？這是常識。但增加收入又談何容易？涉及很多深層次的改革，特別涉及轉型社會最基本的權利界定。比如裁判到底能不能進場踢球，過去似乎是清楚的，但這些年好像又不大清楚了，似乎裁判拿個哨子進場踢球，還是一道“中國模式”的風景哩。在很多情況下，又何止裁判踢球，簡直是拿了根棒子在那裏搶球！官與民爭利，哪裏還談得到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沒有收入的實質增長，怎麼增加消費？所以說，消費也不是打一鞭子就會上去了。
提高收入還受到更根本的製約，那就是生產率的提升。如果生產力進步慢，國家就算下死命令給所有人加工資，經濟也不能持久增長。因為那樣的“收入”，沒有可消費的商品和服務的相應增長來支撐，無源之水，終究要枯竭的。
從未來五年、十年的角度看，非要把投融資體製改革到位，非讓市場的相對價格機製更充分發揮作用，非全麵重新界定權利體係，我們才能真正處理好投資與消費的關係，才能支持國民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