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塊標語牌被當地的幹部群眾稱為政治“擋箭牌”，如果有人反對沭陽的改革，他們就用這三塊牌子抵擋。
仇和用鐵腕推行的改革，在不大的沭陽引起了巨大的官場地震。這場風波也波及到幾百公裏之外的省城南京。
由於省直機關領導中有不少沭陽籍人士，家鄉關於仇和的傳聞被迅速傳播到南京。這給仇和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一向強硬的仇和這時候則展示了柔和的一麵。他立刻安排縣委副書記帶隊，挨個在南京舉行沭陽改革發展說明會，一場接一場，最大可能地爭取到這些沭陽籍重要人士的支持。在這樣的攻勢下，誤會慢慢變成了政策扶持。
此後仇和每年春節要給老幹部拜年，沭陽一共有四十八個廳局級幹部，大部分是南下時留下的，仇和每家得呆上十分鍾，一共得耗時兩天。
仇和對此說，改革也許會有失誤，把握得好不會犯錯誤，更不會犯罪。
此事曝光後，我的一位朋友盧標先生在《檢察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治治吹牛者》的評論，仇和通過一定渠道查到了筆者的真實姓名和詳細地址，派出了沭陽縣縣委常委兼紀委書記、檢察長、縣委辦主任、政府辦主任等負責人，驅車前來作者所在單位，要求與作者見麵。他們提出，“仇和書記想邀請你去沭陽看一看，沭陽並不是央視所披露的那樣”，被作者拒絕。
在中央電視台曝光後，在更高一級主政者們的支持下，仇和涉險過關。曾是文學青年的仇和也開始慢慢學會任何與媒體打交道的經驗了。在隨後的歲月裏，他無數次在媒體密集的圍剿下而屹立不倒。
幾年後，一直關注沭陽改革的盧標先生再次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文章結尾作者這樣寫道：對於仇和，我們需要的是關注。他是一種現象，也是一種文化，有可能更是一種效應，但我們切不應去模仿和提倡，我們應當將其看成是一個樣本，一段曆史。
2010年初春的一天，當我和盧標談及此事時，他不肯就此事再發表隻言片語。我們也無從知曉他心目中的仇和了。
手腕強硬直接，所行公共政策不允許任何討價還價，不懼怕衝擊任何利益群體。整肅吏治方麵，他更不忌諱展開直接乃至粗暴的手段，官場的規則似乎也因此顯得脆弱。
仇和最大的成功不是製度的保證。然而，如果追問，誰製造了仇和和他的“鐵腕”，製度的流水線又能否複製得出更多仇和式的新政人物？答案卻是飄忽茫然。作為官員的仇和，其行為風格的背後，製度的剛性驅動極其少，個性與經曆的本能驅動極其多。製度的缺失，對絕對權力的過度依戀，是他的幸運還是悲劇？這也成為他未來發展一切可能解讀的唯一密碼基因。
1999年元月，中 共宿遷市委發出了“全市學沭陽”的號召；2000年4月，省、市研究室聯合對沭陽1997年以來的發展情況進行了調研，認為“沭陽三年前似乎沒有指望，三年中譜寫了五大篇章，三年後發展大有希望”。
仇和在沭陽改革的攻堅階段，宿遷市委以這樣一份頗具官方正式文件色彩的報告為仇和正名鼓勁。
從沭陽到宿遷
2001年1月，擔任了四年沭陽縣委書記的仇和被任命為宿遷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
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是，這一期間，宿遷整體的改革風平浪靜。筆者查閱了當地的《宿遷日報》，除了例行的報道外，很少看到關於仇和改革的驚人之語。這和主政沭陽時期的仇和產生了強烈的反差對比。
但關於仇和的故事並沒有結束，它在民間卻以另外一種方式繼續演繹著。這則消息細讀後耐人尋味。
據當地江蘇省城一家晚報這樣報道：日前，宿遷市工商局等部門出動二十多名執法人員，對沭陽縣醉亦思酒廠進行突擊檢查，果真查出大量“仇和”牌白酒及有其標識的包裝箱、標識等物品，現已全部查封。
宿遷市現任市委副書記、市長仇和曾任該市市委常委、副市長兼沭陽縣委書記。1999年成立的沭陽縣醉亦思酒廠起初使用“求和”牌商標，今年又打出了“仇和”牌。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該廠廠長稱，“仇和”商標與仇和市長讀音不同意思也不同。“仇和”白酒的“仇”是“仇恨”的“仇”，與姓仇的“仇”不同。之所以將“求和”改為“仇和”，該廠廠長稱意思更深一層。他解釋說：“求和”是求和平、求穩定，而“仇和”是希望即使有仇恨，喝了該酒也要以和為費。宿遷市工商局廣告科科長張斌告訴記者，無論如何解釋，都可以認定使用“仇和”作為商標是違法的。此前，記者從宿遷市政府辦公室獲悉，醉亦思酒廠用“仇和”作為白酒商標，未曾征得過仇和市長本人同意。
剛剛擔任市長八個月的仇和從他的第一個伯樂徐守盛手中接過重任，被江蘇省委任命為宿遷市委書記。他也成為宿遷曆史上的第二任書記。此時的徐守盛也已升任江蘇省委常委。仇和在沭陽推動的一係列的爭議改革得到了更高層次的認可與鼓勵。
從市長到市委書記，表麵上看這是一次級別的平行移動，其實在權力上卻有著天壤之別。在一元政治下，市委書記一職意味著權力的保證。一場更大層麵的改革風暴在宿遷刮起了。這是仇和改革推動的核心秘密。換言之，沒有絕對權力作為基礎，仇和不會貿然推動任何實質性改革。在一次全市幹部招商動員大會上，他甚至當著幾千官員在台下說，除了市長和他是領導，其他官員都是替他們打工的。
1996年7月，經國務院批準，江蘇省委、省政府對蘇北行政區劃進行了調整，新組建的地級市宿遷市宣告成立，轄沭陽、泗洪、泗陽三縣和宿豫、宿城兩區及一個省級經濟開發區，總人口達517萬，陸地麵積8555平方公裏。宿遷是全國十九個革命老區之一，應該說，新組建的宿遷市一切都還停留在貧窮落後的境地。
就像幾千年前的秦國一樣。這也為仇和後來發動的一係列改革提供了現實的可能。越落後的地區，改革壓力越少，保守勢力越弱。
當江蘇省委一位負責人問剛剛上任的仇和宿遷需要省委如何支持發展時，仇和提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要求，那就是政策對他的支持。
2001年，中 共江蘇省委第十屆五次全會決議中加入了這樣一句話：允許和扶持宿遷市在不違背國家政策法規的前提下，采取更靈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發展的新路子。
這塊牌子成為尚方寶劍被高高豎起在所有進出宿遷的高速公路的入口處。這就意味著，仇和在宿遷推行的任何改革的成敗，都將由中 共江蘇省委替其背書買單。事實上，仇和在日後的官場數次能夠從容涉險過關，很大程度上都與此密切相連。仇和的政治智慧可見一斑。
接任市委書記後，仇和的第一件事便是組織在全市範圍裏發動一次“四個怎麼辦”的思想大討論，為下一步啟動全市整體改革統一思想。
2003年5月，蟄伏了三年的仇和再次出手，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官場體製。這也是迄今為止他推行的無數次改革中最沒有爭議的一次。
十年前，當我以《外灘畫報》記者身份前來采訪這一事件時，有幸見證了這一切：2003年5月，二十八歲的外來戶曹愛華在一次民主競選中，出人意料地當選為江蘇省宿豫縣曹集鄉的中 共黨委書記，成為這個有34000人口的鄉鎮的“當家人”，從而成為中國第一個“公推競選”出來的鄉鎮黨委書記。與曹愛華一樣通過“公推競選”當上鄉鎮“一把手”的還有三十四歲的穆東，他擔任侍嶺鎮鎮長。
實際上，就在江蘇公選縣市“一把手”官員前，宿豫縣就開了中國公推競選鄉鎮一級的政府“一把手”先河，該縣也成為這次江蘇大麵積公選縣市長的考察地試驗地。據介紹，在兩個鄉鎮成功完成“公推競選”後，2003年6月中旬宿豫縣又在十一個鄉鎮全麵進行了鄉鎮長的“公推競選”。
如果說“公推公選”現已在國內蔚然成風，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美麗的風景線的話，那麼仇和當初作為第一個推動者則功不可沒。
而推動這一民主進程的恰恰是被外界一直詬病的不民主的方式。仇和辯解說：中國現行階段下，就是要用不民主推動民主，用人治推動法製。
然而，他推行的其他改革就沒有那樣的好運了。
仇和幾年的執政過程中，若論涉及利益群體最廣的，當屬經濟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從一開始的出售國有單位的門麵房，到所有國企改製“能賣不股，能股不租，以賣為主”，再到拍賣鄉鎮衛生院、醫院，再到出售學校，可謂“一賣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說過一句極端的話：“宿遷515萬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隻要可以變現的資源或資產，都可以進入市場交易。”
這場改革發端於仇和寫作的1997年《元旦獻辭》，文中提到：“要把個體、私營、民營企業壯大為市場主體；把國有、集體企業改造為市場主體。”第二天，報紙被貼到縣政府大門口，鮮紅的墨水圈出幾段，旁邊寫著：“仇和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從2001年始，宿遷全市337家幼兒園、122家鄉鎮衛生院，相繼變為民營，11家縣以上醫院已有9家完成改製。這一做法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
2003年7月12日，央視《焦點訪談》以“改製還是甩賣”為題，對泗洪縣幼兒園改製中出現的問題提出質疑。
9月12日，還是《焦點訪談》，質問“學校改製苦了誰”，對宿遷改革再次報道。
中央電視台的報道，震驚了主管高層。衛生部和教育部的調查組很快進駐宿遷。仇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力。
“為公才改革，為私誰改革”，他試圖以自己的人格品行，為這場充滿爭議的改革作辯解。
“對新聞媒體指出的問題，要堅決糾正”，在2003年9月4日召開的宿遷市社會事業改革與發展工作會議上，仇和首次回應，“但改革的方向沒錯，繼續堅持”。
不管嘴上怎麼說，但改革的步子明顯緩慢了下來。在江蘇省委的幹預下，關於仇和在宿遷改革的爭論暫時平息了下來。
獲得高層支持
2004年2月5日，一直關注仇和改革的《南方周末》發表了記者曆時一個多月調查寫出的長篇報道《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文中這樣寫道：
所有這些引起爭議的事件，背後都站著同一個人。八年來，他從沭陽縣委書記，升任到宿遷市市長、市委書記，一直以激進的手段推進改革，爭議伴隨了他施政的全過程。但他一直隱於幕後，麵對媒體的質疑，從未試圖去公開解釋。
當地的一位幹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歡走極端，不重過程，重結果。”他曾回憶當時拆遷的慘烈，“鏟車、吊車開路，公檢法，加上沭城居委會的幹部，一共出動了三百多人，居民限時必須搬完，書啊、被子用被單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門外，當時天下著雨，租板車的價格都漲到了四十元一車。”
“有個婦女的櫃子太大了，搬不出來，鏟車上去了，轟，房子推倒了，埋在裏麵，這個婦女一下就昏了過去。”
“但不用強製力量行不行？”仇和後來這樣問記者，“中國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麼走？隻能是壓縮餅幹式的發展。”
這篇文章一出，仇和這個名字立刻在全國範圍裏引起了更多的爭議。讚成者有之，聲討者不絕。
那一段時間裏，仇和甚至成為了爭議的代名詞。
“最有爭議的市委書記”，從此毫無爭議地成了仇和的專屬標簽。仇和的名字夾雜著肯定與非議開始響徹全國。“媒體仇和”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
他自己在向別人自我介紹的時候，也不忘幽默地加上一句“還有我是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
2008年，已經升任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的仇和談到當年《南方周末》這一報道時說：“媒體仇和”是一個中性的仇和，有銳意改革的一麵，也有獨斷專行的一麵。我想，媒體是沒有惡意的，也許隻是出於文章表達的需要，有意無意間誇大乃至製造了某些衝突。他們表麵上在寫我，實際上在寫中國，我隻是他們借以透視中國改革和命運的一個象征，一個符號。
就在《南方周末》這篇報道引起巨大爭議的三個月後，一位特殊的客人在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朝的陪同下，親自點名來到了風暴中的宿遷，他便是時任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胡錦 濤。
據時任宿遷市長張新實後來在他的博客裏回憶說，總書記不但詢問了宿遷的改革情況，還親自去到沭陽街頭體察民情。宿遷的發展得到了總書記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