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之琢磨也。”亦本《大學》傳作二義，不析切與琢，磋與磨分言者。古人無此行文法，故貴以意逆誌也。朱子釋之至明而確，事理昭然，正合子貢之意。陳氏不諳文義，又不知說經與訓詁體例不同，又昧於事物之理而妄譏之，謬矣。漢學說經，所譏於唐宋諸儒，謂經字曰訛、經義不合者，數百十條，大抵斷截小文，媟黷微辭，皆若此類。雖非閎旨所關，而疑似亂真，姑舉此數條以見例，學者推類以盡其餘可也。至戴氏之譏程子曰：“《中庸》開卷說性即理也，如何說性即是理？”豈知程子此語，正用康成《樂記》注“理即性也”語。戴氏極詆程、朱，固奉康成為宗主矣，何又失檢《禮注》，漫肆詆訶？若夫性即是理，此句與孟子性善同功，皆截斷眾流語，固非眾賢小儒所能見及。考證、文章，皆欲為明義理也。漢學諸人，其蔽在立意蔑義理，所以千條萬端，卒偏於謬妄不通，貽害人心學術也。戴氏後猶知悔之，其稱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既而曰：“義理即文章、考核之源，義理複何源哉？吾前言過矣。”及其臨終則曰：“生平讀書絕不複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此與王弇洲臨歿服膺震川同為回光返照，蓋其天姿聰明本絕人，平日特為風力陰識所鼓，不能自克，臨歿之際，風力陰識之妄漸退，而孤明炯焉。乃焦循作《申戴》，又從而為之辭也。漢學惠、戴開山，惠棟雖標漢幟，尚未厲禁言理，而厲禁言理，則自戴氏始。一曰窮理必以明心。戴震禁言理，詆程、朱不當別言有理具於心，而其先黃震、顧炎武禁言心，以理流行於天地古今，特具於心，而不當以心為主，皆邊見邪見，非正知見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古今神聖一切智愚動作雲為，皆心之用也。今為學欲明聖人之道，而拔本塞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於堯、舜、禹之意否邪？《黃氏日鈔》說《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四語雲：“此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加危微精一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執其中耳。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豈為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而直謂心即是道。蔡九峰作《書傳》，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指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矣。”唐虞之世，未有禪病。今以梁以後禪學，豫代古帝防之，動欲改避經文，抑何可笑。漢學之徒，益推而極之，以為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道經》，直證以為出於《道藏》，而快朱子傳心之說，見斥於其徒。愚以為此二語，既為荀子所引，下文又曰：“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則荀子視此二語亦不輕矣。夫所惡於禪學即心是道者，謂其專事明心，斷知見，絕義理，用心如牆壁，以儌幸於一旦之灑然證悟。若夫聖人之教，兢業以持心，又精擇明善以要於執中，尚有何病。
蓋單提危微二語，雖警惕提撕，意猶引而不發，至合下精一執中，則所以區處下手功夫至密，道理直盛得水住，而猶妄議之，可謂昧矣。或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為欲心。不知孟子此言，探其本始言之，即性善之旨，所謂道心也，然固不可謂一切人之心，皆全於仁而無欲也。故又嚐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即欲心人心也。若謂人皆無欲心，則《記》所稱“易慢之心”“非僻之心”，果何心也？試令夫人自捫其心，果皆仁而無欲乎？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墮於人欲之危，是以聖人既自擇而守之以執其中，又推以為教於天下萬世。千言萬語，欲使同歸於仁而已。然固不能人人皆自覺悟以返於仁，則賴有此四言之教，相傳不刊，以為迷途之寶炬慧燈，所以曆代帝王，兢兢守之，不敢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嚐試論之，以為禪家即心是道，與陽明本心良知，大略亦皆是道心一邊，所以差失作病痛，正為少精一以執中耳。初學之士，欲審善惡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幾。懋修之儒，欲誤認道心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黃氏乃畏病而不識病源，轉欲去其藥，浸假而並欲去其軀體，輕於立論，真妄庸也。顧亭林乃益推衍黃氏之意曰：“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獨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家國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曆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雲。”其辭甚辨。但如顧氏所雲“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聖人所以致察於微危精一，相傳以執中，使無不合於理”，是顧氏已不能舍心以言理。又雲：“聖賢之學，自一心達之家國之用，無非至理，曆千載而無間。”是顧氏已自明言聖人以其心統具此理以傳於千載。夫理具於心，無古今一也。今言理而不許言心，譬如言世人但取足於米，不必言禾，此不為童昏之見耶？考朱子作《記疑》一卷，中有論傳心一條，實為宋明之季諸儒所宗，今錄以正黃氏、顧氏之辨為不得其理。其辭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而已。”朱子辨曰：“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心，不傳其心而傳己之心哉？且既曰已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按此言傳心非傳聖人之道，固為大謬，黃氏、顧氏又以第傳聖人之道而不當言心，益為鶻突。孟子論見知聞知，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夫其所以知者何也，非以其心知之耶？
則後聖心之所知，即前聖心之所傳也。大抵考證家用心尚粗疏，故不喜言心言性，言理言道，又會有禪學心學之歧，為其藉口。此中是非雜糅，如油著麵，本不易明。黃氏、顧氏以言心為墮禪，論雖滅裂，猶實有其害。近漢學家以致知窮理為墮禪，直是亂道。不知禪之失，正在不求心窮理；而禪之妙，亦正在不許求心窮理。才一求心窮理，便非禪。故其說曰：“汝他日做得一把茅蓋屋，止成得一個知解宗徒。”又曰：“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又曰：“不涉思議。”又曰：“心無所住。”又曰：“將心用心，卻成大錯。”夾山三槳，汾洲正鬧，皆切切嚴禁用心，以理為障，以斷知見為宗，離想為宗。六祖五宗相傳秘密皆如此。今漢學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墮禪，豈知程、朱是深知禪之害在不致知窮理，故以致知窮理破彼學而正吾學之趣耶？惟聖人吾儒之學，無不求心窮理，而禪家則切禁求心窮理，其事正相反。漢學者標訓詁名物為宗，無以破程、朱言理之正，則壹借禪以誣之。不知程、朱言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致知窮理，正是破禪。又不知己之禁不許言心言理，乃是用罔，正與禪同病。而又或居身行己，湛溺忿欲，卑惑苟妄，且為禪之所嗬棄，鄙薄不屑。不此之念，而反咎程、朱救墮禪之病為墮禪，顛倒迷謬，悖者以不悖為悖，究之儒禪兩邊，皆不曾用功，徒取門麵字樣，紙上文句，耳食程、朱辟禪緒論，反以噬之，混以誣之。世俗不學無聞者眾，驚聞其說，不辨涯涘，因附和之以為信然雲爾。一曰《說文》非可證經，語詳《小學》篇；一曰宋儒以力行為實事求是，漢學以考證為實事求是，所以號於天下一也，而歸趣大異。朱子曰：“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言盡性，便是盡得三綱五常之道。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非虛語也。”陸子曰：“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又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實事。”又曰：“千虛不博一實。吾生平學問無他，隻是一實。”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又曰：“做得功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說閑話。所指人病，即是實病。”袁絜齋燮言：“嚐見象山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據此，則是宋儒窮理盡性而所以反求之六經，其實如此。漢學家皆以高談性命為便於空疏，無補經術，爭為實事求是之學，衍為篤論，萬口一辭，牢不可破。以愚論：實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誤於民之興行，然則雖虛理而乃實事矣。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隻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群籍證佐數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一曰宋儒窮理，漢學言禮。阮氏元曰：“朱子中年講理，晚年講禮，誠有見於理必出於禮也。如殷尚白，周尚赤，禮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以非禮折之，則人不能爭；以非理折之，則不能無爭矣。故理必附於禮以行。空言理，則可彼可此之邪說矣。然則《三禮注疏》，學者不可不讀。”其說蓋本顧亭林。亭林在關中論學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為先。孔子教顏子博文約禮，而劉康公亦雲民受天地之中，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為學，舍禮何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