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省錢，安妮帶著演員們，自己動手製作服裝道具。當人們坐在劇場裏，欣賞回族演出隊的節目時，誰能想到，閃爍在女演員臉頰旁的耳環，是用可口可樂的鐵筒製作的；而那飄逸曳地的彩裙，是用十幾元一條的被麵，自己縫製的呢。還有那舞台上的紗幕，買一條，要花上千元錢。她們用白紗布代替，隻花了幾十元錢。安妮像一個精細的管家婆，絞盡腦汁，小心翼翼地使用著僅有的那點資金。
回族藝術隊，沒有自己固定的地址，怎麼排練？他們隻好利用別人的排練廳。話劇團，越劇團，歌舞團，見縫插針，利用別人排練的間隙插進去。用一次就是幾十元的租金，沒有那樣多的錢。常常，安妮的那兩間陋室，就成了演出隊的排練場。她那唯一像樣的家具——大衣櫃裏，掛滿演出服裝。自己的衣物，隻好塞在一個大紙箱裏。演出隊的許多衣料、樂器、道具，也隻好堆在她那兩間小屋裏。
別小看安妮的這兩間陋室，這是回族演出隊的辦公室、道具房、排練廳。安妮，她一身而兼數職——隊長、導演、作曲、服裝設計、樂器製作。她把她全部的身心，全部的精力，撲在了她為之獻身的事業上。
她慶幸的是，她有那麼好的隊員，這些十八九歲，二十出頭的姑娘、小夥兒，別看一個個長得眉清目秀，可工作起來都十分潑辣，他們齊心協力地共同奮鬥著。
她更慶幸的是，她如今有一個好丈夫；他叫莫建成，是個很不錯的男高音。他理解她、支持她，分挑著她的擔子，為了共同的事業，他們並肩而立。在安妮工作緊張的時候，他默默地承擔起更多的家務。安妮珍視這種理解，珍視這可貴的愛情，她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可並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她。一個“回族藝術隊”，招來了多少非議，罵她是“野心家”的有之，罵她搞分裂的有之。更甚者，有人竟將避孕套放在她家的飯鍋裏。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她，她不過是要幹點事情，並沒有損害到任何人的利益。
她覺得氣憤，覺得委屈，但她決不心灰意冷，她像隻皮球，拍一下，蹦得更高。難怪有朋友稱她為“安鐵頭”呢。
塞上9月，稻香魚肥，“回族藝術演出隊”也以那風格獨特、風味濃鬱的節目，贏得了國外來賓的掌聲，得到觀眾們的承認。
演出結束了，安妮的奮鬥在繼續，困難也在繼續，大概各種謾罵也會繼續。她不停地奔忙著，為資金，為場地，為人員……這一切，都是為了她心中那個最大的心願：
“五十六朵花都盡自己的能力開放了，祖國的大花園才會更加美麗；五十六個民族都奮發了，中華才能振興。”
已是下午6點多了，烤羊肉的香味早已飄散。我的思緒依然沉浸在安妮的談話裏。看著她收拾起滿茶幾的各種口弦、哇鳴、角笛。還有各種花花綠綠的繡製品（都是談話中她拿出來讓我看的），再打量眼前這兩間淩亂、破舊的小屋，我又想起了《陋室銘》。在這兩間小屋裏，沒有彩電，沒有冰箱，沒有成套的家具，甚至沒有一個家庭基本應有的東西。但我覺得，這屋子的主人是十分富有的，因為她擁有自己的事業，擁有一種執著的追求。
男女主人送我出來，熱情地邀請：“下次再來。”
我會再來的。但願我下次再來的時候，主人已搬出現在的陋室。像這種在事業上做出貢獻的人，理應受到更好的待遇。
我也願她的回族藝術演出隊，能有自己的排練場地，能有足夠的資金，把安妮從這些不必要的困擾中解脫出來，讓她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從事“花兒”的創作，從事回族藝術的研究。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因為有辛勤的育“花”人。願“花兒”和育“花”人的藝術生命，灼灼怒放，永葆青春。
尋找精神的家園
“一度被冷落了的革命聖地延安，如今又紅盛起來了。”
這是《陝西日報》在1990年8月6日頭版頭條刊登的消息。
“7月下旬，記者在此間采訪時看到，盡管仲夏帶給延安的也是一片火熱，但滿載著國內外參觀賓客的各種轎車、吉普、麵包車，仍潮湧般地駛向延安。延安城的大小賓館、旅社、招待所，幾乎日日爆滿。”這位敏感的記者壓抑不住心頭的驚訝，一反平穩的新聞文體，激情洋溢地報道。“一筆筆數字裏顯示著延安的紅盛狀況；延安革命紀念館今年1至7月共接待參觀者十一多萬人次……”
這則消息在全國報刊中的反響可能是出乎這位記者的意料的，在不長的時間裏，不少報刊都進行了轉載。而且，大都放在醒目的位置，以提示讀者。
其實，讀者也同樣敏感。
這是一種訊號！這是一種信息！
畢竟，稍有經曆的人，都知道延安，都知道關於延安的那首歌兒：“巍巍寶塔山，滾滾延河水……”
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延安絕不是一個地理名詞。它早已和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了千絲萬縷的聯係。且不要說作為“人文始祖”的黃帝及其部落就興起在這塊土地，在完成統一中原大業後，又落葉歸根，安葬於橋山之巔；且不要說秦王巡視，漢武馳騁；且不要說生於斯、長於斯，叱吒風雲的英雄李自成、張獻忠；當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從江西一路遙迢，轉戰到達吳起鎮，至1948年3月23日東渡黃河轉向華北，延安就和中國現代史緊緊聯結在起。它已經成為一種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