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呂景俠，生於1913年陰曆十一月初十，1938年至1939年在村裏擔任抗日救國會、婦女自衛隊的工作員，工作積極認真。1959年進入天津市南開區一個街道委員會工作，當治保主任。她工作認真負責，主動配合各部門協調工作，是個優秀的治安保衛工作者。姐姐死於1986年陰曆二月初四。
舊社會，女孩兒十四歲以後就不讓出門兒了，我們旗人講究，有家教的姑娘要“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不能跑到街上去，怕人家笑話，以後找不到好婆家。我記得那年姐姐才十六周歲就要出嫁了。那個年代，姑娘虛歲十七就要嫁出去，如果嫁不出去就要說填房了。當時我們家很窮，但是給我姐姐說媒的人很多，說的“人家”都比我們家“光景”（就是家業，包括房子、地產、買賣等）好得多。我媽說：“我們家窮，伴不起人家，差不多就行了。隻要人品好，有吃有喝，一年四季管衣服穿就行了。”
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還很封建。新媳婦過了門兒都穿娘家的“陪送”。出嫁時娘家給“嫁妝”，我們鄉下還有順口溜兒：“新三年，舊三年，補補縫縫又三年。”我媽說：“我家窮，沒嫁妝。訂婚前都講清楚的，管吃管穿，不答應這條件，我女兒不嫁他家。”這就叫做：“杏核砸兩半（瓣）兒，光給仁兒，不給皮兒。”
有時聽姐姐回來向媽媽哭訴在婆家受的委屈、冤枉，覺得這個社會是多麼的不公平！姐姐的痛苦生活使我憤憤不平。
姐姐結婚一年多的時候，姐夫在完縣北關開了一家小醫院，叫“義昌醫院”。姐夫脾氣不好，性子急，不管什麼事，張口就罵人，舉手就打人。姐姐又被媽媽管教得太老實，不論受了什麼委屈，回家從來不說。有一次，姐姐實在氣不過了和母親講，姐夫罵她，連我們呂家的人全罵了。母親告訴姐姐：“回去跟他說：‘你打我、罵我，我都讓著你，你不能連累我爹娘挨你的罵。你罵他們，他們聽不見；我要罵你，你爹娘可聽得見。如果你妹子（姐夫有個妹妹死了）在世，她女婿罵她，你們願意嗎？’”有時候姐姐受了委屈太難過了，回來看我和媽媽時委屈得泣不成聲，眼淚嘩嘩地落下。我媽也隻能勸她忍著點兒，俗話說：“多年的媳婦兒熬成婆，萬年的古道變成河，你熬著吧！”封建主義的大山壓著我姐姐喘不過氣來。我那時已經參加了革命，懂得些道理，就說：“你婆婆做得不對，你也可以說呀！賴你自己沒有出息！連句話都不敢說她，沒人能替你，什麼事要靠自己努力。”
我姐姐第一胎懷孕三四個月時，由於家務勞動過重又不能休息而流產了。第二次懷孕生了個女兒，長得挺漂亮，白白的臉蛋，黑黑的頭發。四五個月大時光會笑眯眯地哄人兒，也不淘氣，挺招人喜歡。我姐姐回娘家就帶她來，我很喜歡她，常抱她出去玩兒。因為舊社會重男輕女，都叫她“小丫頭片子”，有病也不給治，活了幾個月就病死了。
1940年冬天我生病，組織安排我在元頭村治療。姐姐聽說了，就抱著“小群”跑來看我，小群在我的記憶中已是姐姐的第三個孩子了。這孩子才一歲多，長得圓墩墩的可壯實啦，虎頭虎腦的一個小胖子，可好玩呢！也不認生，還不會走，爬得倒挺快，姐姐抱著他走累了，進屋就把他放在炕上，我桌子上放了半塊兒饅頭，他爬過去，抓起來就大口大口地吃起來。我姐姐嘮叨著說：“這孩子真不懂事，來了就搶著吃，這是到你姨這兒來了，若是到了別處還不叫人笑話！”小群既聰明長得又挺可愛，我老想起這孩子。
1945年五六月間，我因工作原因路過姐姐家，去看望她們娘兒倆，咦！小群這孩子怎麼不見了，隻有一個七八個月大的女孩兒樹先。我心裏納悶兒，到了晚上姐姐幹完活兒回到屋時，我們摸黑坐著。我問起小群來，她歎了口氣說：“死啦。”“啊！”我驚訝地問：“怎麼死的？”她傷心地哭了好一陣子，哽咽著說：“小群活了四周歲，給他爺爺打了個幡兒就死去了，總算他爺爺沒有白疼他。大熱天，他爺爺下地回來，不管多累、多熱，放下鋤頭就抱他、哄他玩兒，教他走路、說話，我做著飯也放心。老太爺雖然是九十多歲的人了，照樣下地幹活兒，有個重孫子看著是多麼高興！抱重孫子困難了，但經常坐在影壁牆前的石頭上哄著小群玩：‘太爺爺看看長大了沒有！淘氣不淘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