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女人起來後，馬老太太邊幫她拍打著身上的土，邊問我：“怎麼樣？”
我沒有直接回答，隻是向她搖搖頭，使了個眼色。這時那女人也想知道點什麼，對我微微地咧了一下嘴，嘴裏嘀咕著什麼。我猜她是想知道自己的病情，可我哪能把自己的判斷告訴她，再說，那隻是一種根本就沒有根據的推測，當然不能亂講。
我對馬丹給索說：“你在這兒等一會兒，我回去拿藥。”然後飛快地跑了回去。
我翻開鼓鼓囊囊的藥包，找不到任何與肝有關係的藥，隻好拿了三粒止疼的芬必得。
“這是中國藥，每天晚上吃一粒，連續吃三天。”我告訴她。
她弓著身子，用那雙幹枯得像烏雞爪子的手，捧著我給她的三粒藥，可以感覺到，她對這藥寄托了全部的希望。
大約半個月過去了，我早已把這事忘了。
一天傍晚，我和馬丹給索正在村裏走著，聽見遠處有人在喊：“巴麗薩，巴麗薩，好！好！”
我抬頭一看是馬玲卡。“她在喊什麼？”我問馬老太太。
“她說，她的病全都好了，哪兒都不疼了，她每天都能睡覺了。”
我不相信，這怎麼可能？那芬必得隻是一種止疼藥，怎麼能全好了呢？再說這三粒藥怎麼能管這麼長時間？我急忙走過去問她：“你真的一點都不疼啦？”
馬丹給索說：“她說隻吃了一粒就不疼了，現在三粒都吃了，全好了。”接著她又說：“巴麗薩，想不到你還是醫生，會看病，以後有病我就不用上醫院了，太好啦。”
我對她說，我不是醫生，是我帶的中國藥好。
“那好，以後就找你要藥。”
“沒問題，有病就告訴我。”我慷慨地說。
為馬玲卡解除了痛苦，使我特有成就感，內心很得意。至少，村裏人會越來越認可我這個中國人的價值，特別是這幾粒名聲在外的中國藥，人們一定會覺得中國藥是好東西，中國有這麼好的藥，也一定是個很好的地方，那麼我這個中國人當然是他們心目中的好人。
然而，事情並非如我想得那麼美妙，自從人們知道我有藥之後，我就成了一個真正的赤腳醫生，說嚴重點，就好像我在塔巴姆開了家中國診所。到後來，有沒有病，人們都來要中國藥，弄得我躲都躲不掉。而馬玲卡的病還是一天比一天重。
我看她病得很重，舌苔就像地裏的田埂，一棱一棱的。我一再勸她去鎮上醫院看病，還偷偷塞給她50塊錢。第二天，她真的去了醫院。傍晚，我和馬老太太去看她，想問一問看病的結果，她手裏拿出兩片藥說：“醫生沒說什麼病，讓我交了10塊錢，他給了這兩片藥。”
馬丹給索對我說：“鎮上醫院總是這樣，誰去看病都一樣，10塊錢，兩片藥。”說完她拉了我一下，我們往外走了幾步，她小聲說：“可能是AIDS，如果是其他的病醫生會告訴她的。”
“在中國，如果是CANCER（癌），醫生也不會說的。”我覺著，這個女人不可能得艾滋病。
她說自己53歲，竟然像63歲。
她生了7個孩子，1969年老六才三個月，有一次給孩子洗澡時，她因用肥皂太多，不小心居然用肥皂沫把孩子嗆死了。丈夫是1980年因腦出血，才45歲就離開了她。而大兒子因患肺結核去年也死了。
我想一個再堅強的人，也難以經受這一連串失去親人的打擊。人說“怒傷肝”，這種極度的哀傷也同樣會對身體有很大的傷害。
從上次給了她止疼藥之後，每次她見到我都有一種期盼，因為，隻有我用中國藥救助過她，使她解脫過病痛，所以，她總希望我能不斷地給她藥，為她治病。後來，我把所帶的兩盒芬必得都給了她，仍無濟於事，隻好默默地對她說聲：抱歉！我隻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