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孟子集注》對本章作了如下說解：“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孟子所言，確是舊社會為政之要。今天是民主社會，為政者要體察民意，但“巨室”的態度，也是依然不能忽視的吧？
原文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雲：‘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雲：‘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譯文
孟子說：“天下政治上了軌道，道德不高的人聽從道德高的人的役使；不太賢能的人聽從賢能人的役使；天下政治不上軌道，力量小的聽從力量大的役使，弱的聽從強的役使。這兩種情況都是出自天意。順從天意的就生存，違背天意的就滅亡。齊景公說：‘既不能命令別人，又不能接受別人命令，就將是絕路一條。’他流著眼淚把女兒嫁到吳國去。現在小國向大國學習，卻以接受大國的命令為可恥，這就好像弟子們以接受老師命令為可恥一樣。如以接受別國的命令為可恥，那就不如向文王學習。向文王學習，大國學五年，小國學七年，就一定可以對下發布政令。《詩經》說：‘商朝的子子孫孫，他們的人數上億（十萬），上帝下了命令，要對周朝臣服，臣服於周朝文王，可見天命變化無常。殷代的臣子漂亮聰明，也都獻酒在周京廟堂。’孔子說：‘仁德的力量，是不能拿人多人少來計算的。國君如果愛好仁德，就會天下無敵。’如今，一些諸侯想無敵於天下，卻不實行仁政，這就像手拿燙手的東西，卻不肯用涼水澆一樣。《詩經》說：‘誰能苦熱不求涼，不用水來洗一場？’”
解讀
本章的中心是勸各國國君，不論國家的大小，都應該修德行仁，這樣才能做到“天命在我”。
孟子認為：天下有道，人們都重視品德修養，他們在國家裏也都能得到與自己品德相稱的位置。這樣，品德不高的人，就會為品德高的人所役使；不太賢能的人，就會為賢能的人所役使。如果天下無道，人們不再重視品德修養而重視力量，就會力量小的聽從力量大的役使，弱的聽從強的役使。這兩種情況都是天理之當然，不能違抗。齊國本是北方大國，就是因為一時不如南方新興的吳國強大，所以齊景公隻好流著眼淚把女兒嫁到吳國去，父女終生難得再見。齊景公的做法，可以說是明智之舉。
但是，當前有些小國，一方麵不能修德以自強，隻學習大國的享樂；另一方麵卻以接受大國的命令為可恥，這種悖理的做法，會得到報應的。小國如果有誌氣，以受命於人為可恥，那就應該學習文王。文王也是從一個受命於殷朝的小國而興起的。如果認真學習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就一定可以對天下發布政令。《詩經·大雅·文王》就講述了殷朝的上億（十萬）遺民臣服於周的表現。孔子讀此詩後也說：“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最後，孟子批評了各國當權者“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他打比方，又舉《詩經·大雅·柔桑》為例，指出各國的做法是錯誤的，想無敵於天下就必須修德行仁。
原文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譯文
孟子說：“對不仁的人，我對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他居心不仁，也就喪失了判斷是非的能力，把危險當做安全，把災禍當做有利可圖，他走在死亡的路上卻自以為可樂。對不仁的人如果還有話可說，能說得動，那世上還怎麼會有亡國敗家的不幸事件發生？有一個小孩歌唱道：‘當那滄浪之水清澈的時候，我就用來洗我的帽帶；當那滄浪之水混濁的時候，我就用來洗我的腳。’孔子說：‘弟子們，你們聽一聽！水清時洗帽帶，水濁時洗腳，這全是滄浪之水自己招來的。’做人也是一樣，一個人總是自己侮辱了自己，才招來別人的侮辱；一個家總是自己敗壞了自己，才招來別人的敗壞；一個國家總是自己先攻打自己，才招來別人的攻打。《尚書·太甲》說：‘天降的災禍，還可以躲避；自作的罪孽，逃也逃不掉。’正是這個意思。”
解讀
本章強調人的墮落全由自取。孟子引用了《孺子之歌》、孔子和《太甲》的名言，諄諄告誡世人。